地区找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来军区（当时八分区机关已一分为二），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接受反‘扫荡’的有关指示。二是对子牙河从献县之臧家桥至大城县南之留各庄桥段的水情严加监测，重点要把握好敌臧桥开闸放水和我最有利急涉点的变化。”
任河大地区是八分区的地盘，当然要找八分区的领导来了解敌情，布置工作，至于监测水位，是防止敌人开闸蓄水，进行合围。
由于形势还比较安静，冀中领导机关在任河大地区一直待到18日。
可以设想，如果冈村宁次采取了27师团7日的建议，调日军41师团万余人到津浦线而不是石德路下车，由东向西压过来，再调滹沱河北的日军小川部队，白泷部队共###千人，由西向东压过来。那么很可能把刚跳出合围的冀中领导机关装入一个新的合围圈中。如果真是这样，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冀中部队的损失，很可能要更大。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冈村宁次没有听取27师团的意见，而是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这倒不是说，27师团的电报没有引起冈村宁次的重视，相反，冈村宁次非常重视27师团的报告，并让他的参谋们对此进行了研究、讨论。日方文献介绍说：在方面军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第二期作战时三地带内是否还有敌军主力，但对此并无确实情报。第二十七师团的情报也主要是密探的报告。方面军参谋部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各种情报，结果做出判断：“三角地带内的敌人，似乎预先知道了我方作战企图而发生动摇，可以断定部队和居民的移动，但是，军区的主力仍在三角地带以内，故第二期作战方针不必改变。”方面军司令员也同意上述意见。
冈村宁次的高参们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列举了四条理由：第一，“该地区为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多年来努力建设的地区，不可能轻易丢掉。”
第二，“不能设想###会丢掉民众自己逃到边远地区去。”
第三，“大部分正规军已经逃避的情况尚未证实。倒是有理由可以认为是敌人方面的宣传。”
第四，“军区和各军分区司令部”虽说在“不断移动”，但“根据通讯谍报判断，仍然是在三角地带以内。”
从上面几条理由看，这些“高参”们确对八路军有相当了解，但并不深刻。说冀中是晋察冀边区的给养基地是不错的，但他们忘记了八路军是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哪怕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说共产党的军队不会丢下百姓不管是对的，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不会干《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事情；说共产党善于声东击西布迷魂阵也是对的，但他们没想到“大部分正规军”没有逃避的情况也同样“尚未证实”；说冀中军区和下属各军分区在“不断移动”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想到，有电台活动，并不就等同于有领导机关，电台和领导机关通常是在一起的，但也完全可以分开单独活动。不过，尽管有这几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冈村宁次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他虽未同意27师团的意见，但这也使他注意到东边和北面稍显单薄，应予补救。于是，7日夜，冈村宁次下达了以下命令：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走的敌军予以歼灭。
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8日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
据日方文献称：“上述两部队，7日夜以后，遵照命令开始行动。”吕正操带着冀中领导机关，是在“五月八日傍晚”于“小范镇以南七八里的豆村附近”渡过的滏阳河，跳出了包围圈。而日军山崎联兵联队，是在8日清晨开始在束鹿集结，然后到衡水，再从衡水沿滏阳河而上，到达小范。束鹿到衡水的直线距离，约100华里，衡水至小范，也差不多是100华里。日军山崎部队究竟于何时到达小范镇，因没有史料，难下定论。只能依常规推测，日军完成集结，然后再走100华里到衡水，恐怕差不多就是8日晚上了，日军一般不在夜间行军。那么，从衡水再沿河而上，到达小范镇时，最快也在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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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至10日（5）
如果我们的推测与历史事实相差不远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感叹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假如冈村宁次早一点下达加紧封锁滏阳河的命令，假如吕正操稍有犹豫和拖延，那么吕正操带的队伍与日军山崎联队很可能会迎面撞上。在真要出现那样的形势就麻烦了，硬往外冲是不行的，很可能是转回头来，再找机会，而这时距日军大合围，已不到一天时间了。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演变格局。
鬼子要出发了！
自5月2日出发后，冀中领导机关几乎日日行军，天天转移。自顾不暇，无法安定下来，自然难以了解敌人的全面动向，到了任河大地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了解到近期日军的军事行动，吕正操回忆说，这时才知道，“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几乎村村都有敌人，用拉网战术，步步压缩，配有汽车、骑兵、车子队，反复搜索‘扫荡’，妄图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 可以看出，敌人没有摸到我领导机关的去向。”
日本人折腾了好几天，不要说冀中军区这条“大鱼”，就连一条军分区领导机关这样的“中等鱼”也没捉到，有所觉察。于是一方面仔细搜索冀中腹心区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开始部署对冀中外围地区的“扫荡”。20日，敌人2000人“扫荡”了青县一带，23日，敌人6000人“扫荡”任河大地区。所幸的是，冀中领导机关又一次及时转移了出来，让敌人再次扑空。吕正操回忆说：5月18日，侦知子牙河水突然上涨。分析当时正是枯水季节，又没有下雨，河水为什么上涨呢？一定是子牙河上游驻臧桥的敌人提闸放水，要封锁子牙河了。同时，侦知河间城内敌人汽车增加三百多辆，敌军分批向任丘北运，很可能敌人要回师合击任河大地区了。当天下午，吕正操带着队伍过了子牙河，然后一直紧贴着津浦线活动，因为越是这样的地方，敌人的守备越是稀松。原星回忆说，当时近得都看得见津浦铁路线上火车的行驶以及敌人据点的太阳旗了。吕正操说，“这确是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来了。”
5月21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西走了七八十里，约拂晓时来到东光县的后陈庄，这里是冀中区的一块根据地，老乡们看见自己的部队来了，都非常高兴。大家也像回到家一样感到踏实。吕正操写道：“我们的队伍，连续反‘扫荡’行军二十多日夜，回到根据地里好像松了一口气。傍晚前，我和黄敬、卓雄、徐达本等几个人，还到村边场院里打起高尔夫球来。其实球场只是用军镐挖了几道小沟，球是用木头现削的，球棒是用杂木杆装上个横拐头。但打起来却满有兴致，妙趣横生，我们也似乎忘了在同敌人几万大军对阵。”
吕正操等人有心思打高尔夫球，大概不仅是因为回到了根据地，“松了一口气”，恐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感到这次反“扫荡”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心中高兴吧。吕正操回忆说：“从几天来得到的情报分析，敌情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敌人分区‘扫荡’以后，撤走了六七千人。同时，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府）上天天有敌人的汽车向北开去，好像是陆续撤兵。”根据以往反“扫荡”的经验，冀中的几位领导人觉得敌人这次“扫荡”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于是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返回腹心区。这件事，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反敌清剿恢复根据地的指示》，要求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积极打击小股“清剿”和立足未稳的敌人，阻击敌人修路、挖沟和平毁我们的道沟。其实，敌人有意留出较大空隙，将兵力集结于主要战线，摆出收兵的态势，以便诱使我主力返回。当其发现我军主力返回中心区后，便利用平原交通便利的条件，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我实施“压倒战”。这个指示的原文，未能查到。但据各方面材料看，各部队当年确曾收到过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如冀中抗三团团史中称：“当时冀中军区误认为参加‘扫荡’的敌人大部撤走，遂于5月20、21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分散部队相对集中，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抗三团分散在深南地区的大部分人员接通知后，逐渐在护驾池附近集结起来，随即通知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教育，不料又遭到敌人更大的‘扫荡’。”
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人则又是一种说法，当年在八分区妇救会任副主任的韩启民老人说：“1942年4月，地委部署反‘扫荡’任务时，就明确指出，分散下去的同志于5月中旬到饶阳县五公一带集合。”
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个指示。但他谈到在5月24、25日，也就是发出这个指示后的二三天，冀中领导机关也在逐步向腹心区靠拢，直至25日晚，突然发现敌人并未撤走。他写道：5月25日晚，继续西进，原计划到滏阳河东岸观察，在西进当中得到我军前哨报告：小范镇仍有敌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当地群众报告，在小范镇南面滏阳河边一个小村里，驻屯着一千多日军，这些敌人白天也不出动“扫荡”，只在河边树阴下钓鱼。还有河间、献县送来的情报，都说白天敌人坐汽车向北开走，夜晚就又返回了，不知搞什么鬼名堂。得知这些情况，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佯作撤军，实为潜兵之计，设下陷阱，用钓鱼战术，诱我上钩。
5月1日至10日（6）
好险，差一点自投罗网。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再不能往西走了。25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26日晚，又连续行军一百余里，来到离津浦线仅八里地的八里庄。29日，接到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30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一个急行军，就来到了石德路边上的南石村。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至此，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敌人合围圈，日军“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这一天，距5月1日晚冀中领导机关开大会，演大戏，恰是一个月。
冀中领导机关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后，曾两次发电报，命令所属各部不要执行回到中心区，主力部队赶快转到外线来。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份电报，他说：“军区于6月4日、11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这两份电报，下属军分区及部队是收到了的。当年任七分区政委的吴西说：“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发出电报指示：目前形势有继续严重之势，必须认识目前敌人的决心与力量，均使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打开局面，故目前必须采取保存力量待机行动的方针。决定冀中主力部队分别外转，自拟路线到冀西或冀南，留下大部分基干团、地区队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6月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6月2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了《关于青纱帐期间工作指示》，指出冀中的基本区已经暂时变为敌占区，除了主力团、基干团，地区队也可相机外转。”不过，这个指示发出的时间，已有点晚。一些部队已返回中心区。何况，在当时电讯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一些部队收没收到这个指示，都是个问题。更何况，当时部队大都以营、连为单位分头活动，一般没有电台。苏锦章说，在大“扫荡”的混乱局势下，营、连一级指挥员“难以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难以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一般只是从群众、村干部以及我派出的两面政权人员中去了解敌情，也凭借着过去的反‘扫荡’经验，独立自主地同敌人周旋。”而凭过去的经验，不少人自然认为敌人的“扫荡”该结束了。
不少冀中部队，像17团三营和22团一个连，在吴西率领下，于6月29日过路到了路西。一些本已破网而出的大大小小的“鱼儿”，不用日本人“从上面轰赶”，又自己钻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