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吴建民向父亲提出要一点钱，买一点糖果、瓜子什么的，让同学与他一起分享政治进步的喜悦，但父亲很干脆地拒绝了。那时吴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除了“参干”的哥哥外，家里还有五个孩子，一家唯凭父亲操持旧货店小生意的蝇头小利供养。但当时的吴建民还体谅不到父亲的苦衷，他甚至错怪父亲对自己成长过于淡漠，伤心地哭了。直到几年后，他更成熟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错觉。
是母亲悄悄地塞给了他几个钱，最终没有让他在精神喜悦的时刻，因为物质的匮欠而留下遗憾。在孩子的眼里，母亲是最靠得住的，怪不得歌也是这么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1955 年，高三也读完了，面临高考要填志愿，要考虑将来到底做什么了，可16 岁的吴建民显然还没有心理准备，还没有成熟的思考。
拿着五花八门的大学介绍，他看着哪个都觉得新鲜有吸引力。
矿业学院好啊，一辈子都在野外跑，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好！地质学院也不错，祖国需要石油啊，他还记得父亲的汽车没有油时，改造成烧木炭的情景。学林业也很好啊，出没在大森林里……一切都那么浪漫，想入非非是青春的权力。
因为自己的物理也不错，吴建民还想过在物理学方面更上层楼。他通过阅读一些人物传记，了解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感知到物理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最知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物理系，他又把北大、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升学志向。
那个时候，有些大学是优先招生的，如国防方面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另外有一批被选拔去苏联留学的，也提前被招到了留苏预备部。而吴建民则刚刚把复习的侧重转向物理。
有一天，班主任朱老师在路上碰到吴建民，在问了他关于报考的想法后，建议他填报北京外国语学院。朱老师分析说：你各门功课都好，成绩比较均衡，特别是老师还说到吴建民的长相和仪表，认为他如果学好了外语适合搞外交。最后，朱老师好像是经过深思似的加重了语气：“你就填这个学校吧。”
但吴建民对老师给他指的这条路并不那么情愿，学外文也就是当当翻译而已，可翻译在他的记忆里，并不是什么让人肃然起敬的角色。相反过去在电影里看得比较多的是日本翻译官，除了给人拎皮包，更多的是为虎作伥的形象，想到这就不免要皱眉头。
然而，在吴建民心目中，朱老师又是位很有威信的老师。既然朱老师这么认为，自己似乎应该听从。自己已经是团员了，要服从组织，听老师的话，没什么价钱好讲，就这么定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定，定的不止是他的大学，而是他的人生。
复习又从学物理转向了学文，这种不断的转换，显然是不易在考试中体现出最佳水准的，当年究竟考了多少分他早已没了印象。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说明考试的成绩还不错。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吴建民的心就飞了。家太小了，南京也有点憋屈了，他渴望更广阔更新奇的世界。不知道这其间有没有父亲的遗传影响，父亲在去国赴葡萄牙的时候，年纪比他现在也大不了太多。
1955年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离家前与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对他的离去，母亲有些伤感，因为两年前，哥哥吴建国因为“参干”走了，到了一个家人许久都不知晓的地方，上了军事干部学校。妈妈由于过度思念，几度产生了幻觉，半夜醒来，仿佛听到长子“妈妈！
妈妈！”的呼唤，就爬起来开门，可开了门却发现门外什么人也没有。
好容易对家里没有老大适应了，老二又要远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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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谈恋爱的条件（1）
他依然清晰记得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的情景/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他没有谈恋爱的条件/在吴建民打点北上行装的一天，母亲跟他说：“二卡，你快走了，想吃点什么？”改善一顿伙食，是农耕社会遗传下来的平民表达深情的方式，母亲以这种传统方式，寄托了对远行儿子的深深挂牵。
由于生活境况一直不是太好，平日欠缺荤腥的吴建民对母亲说：“我想吃牛肉……”
维持生计是成人们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上火车那天，为吴建民送行的是大弟弟和大妹妹，他们把二哥送到了汽车站。分手的时候好好的，但吴建民后来听家人说，回家后弟弟、妹妹都哭了。
独自扛着行李铺盖，吴建民登上北行的火车。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从南京站刚一出来就进了码头，然后分节上轮船，要轮渡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才能再回到铁轨上。火车在港口上轮船，要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吴建民在月台上踱来踱去，毕竟是16 岁的少年，第一回离开父母亲人，离开熟悉的家，一种从未体会的离情别绪，一点一点笼罩住心头，以至于怅然若失。在接到通知书后、在初登火车时曾经闪过的投身更广阔世界的激越，刹那间竟荡然无存。
吴建民说：“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在月台上来回踱第二章步的情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人刘方平那首离别诗所勾勒的离别景观与人内心辗转低徊交相浸润的难忘画面：“华亭霁色满今朝，云里樯竿去远遥。莫怪山前深复浅，清淮一日两回潮。”
在赴北京前，吴建民曾给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哥哥已经从四川江津防化学校，升入在北京的防化兵指挥学院。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习成绩好，被母亲树为其他孩子的榜样；早早就入了共青团；“参干”进了江津防化学校，还在那里立了三等军功，街道居委会都来上门报喜……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有哥哥来接是最让吴建民慰然的了。
不巧的是哥哥任务缠身，没办法来火车站。但哥哥考虑得很周详，他给北京火车站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军人因公务不能接弟弟，请车站帮助照顾，并预付了10 元钱。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社会风气真好啊，火车站很尽责地做了安排。吴建民记得他到站一下火车，就听到广播里喊他的名字，让他在某处等。他到了那里，见到了车站上的人。他们告诉吴建民说，车站根据他哥哥的请求定好了旅馆，随后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前往。
第二天，吴建民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人的牌子。
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乘汽车进了外语学院。
那个年代，讲究让革命来选择自己，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的志愿1961年出国前与哥哥在一起。
并不由本人自己选择。这对当年的吴建民倒是很合适，因为上外语学院就不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究竟选什么专业他心里根本还没有什么成见。学院代他做了选择，分班的时候，把他编到了法文班。
现如今学外语选什么语种，背后有一大堆想法和掂量，但当时的吴建民却没那么多复杂的推敲。母语之外的任何一个语种，对他都是同样的陌生，都距离他此前的生活很远。对学习产生兴趣，并潜心努力，是在学院对学生进行了专业思想教育之后。
学院对新生开了一门专业思想教育课，专门教育新生端正学习态度，讲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笔者还记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想必会用做外语专业教育的经典语录。总之教育结束了，学习目的明确了，学习劲头也就来了。
在外语学习初期，吴建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老家南京地方的口音，近似于江淮语音，“l”“n”不分。受方言影响，他常常把“啦”念成“呐”。而在法文中，“l”和“n”特别多，它的许多冠词全是发“l”的音。为了发好“l”的音，捏起鼻子来“啦啦啦啦”地练，的确很苦的。法文还有个小舌音，用得也很多，可一般中国人发不出这种音，也没有捷径可走，依然是花大量的时间苦练。
下大力气苦练，使吴建民过了发音关。其实吃苦耐劳的功夫，他从读高中对学习的意义比较清晰后，就逐步培养起来了。
那时大学里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餐饭，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在星期天吴建民像平日一样，从来不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里看书。在这个时间教室里通常就他一个人，非常宁静，他看书、做笔记，学习的效果很好。
在近代文学的历史上，法国的文学可以说放射着最为耀眼的光芒。
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乔治·桑、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都德、莫伯桑、凡尔纳、法朗士、罗曼·罗兰……特别是这些作家都是多产的，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响亮，铺天盖地地遮盖住了那一时段的世界文学长廊。面对如此丰富的语言文学宝藏，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
但吴建民回忆说，他读大学时能看到的法文原版书并不多，但他还记得当时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莫伯桑的《俊友》，对冉阿让、杜洛瓦等主人公也留有深刻印象。他说：“开始看的是中文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后看了原文，发现看中文和看原文味道不一样。人物更活灵活现，人情味也更浓重。”吴建民比较喜欢雨果的作品，他从中感觉出雨果希望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世界。
然而在大学期间，吴建民看得更多的，还是学校里发给学生的讲义。这些讲义都是学校自己油印装订的。他所看到的一些有吸引力、有意思的外文故事，也主要来自于讲义。由于经济的原因，吴建民没钱自己买书看，甚至连买做笔记用的本子的钱都不够。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必须做大量的笔记。他就把高年级同学用过不要的讲义拿来，把油印的那一面翻在里面，用针缝在一起做笔记本。
当没有其他干扰的时候，能塌下心来学习，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会感觉过得很充实。
学习法语对吴建民来说，真的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最初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只过了一年，成绩就慢慢赶上来了。在这以后，他的各门功课都是5 分，包括第二外语。
吴建民说他在大学之所以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还在于他没有在此期间谈恋爱。之所以没有谈恋爱，一是年纪小情窦未开；一是因为没有条件，班上的女生年纪都比他大。
他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后来到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这位同学学习也很努力，成绩非常好，吴建民一直跟他摽着比着。
可后来有一段同学谈恋爱了，学习成绩就受到了一点影响。恋爱和学业有时好像是彼此对立的，因此没有恋爱的人就占得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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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转为“反右”斗争（1）
进入下半年，“鸣放”转为“反右”斗争/大学团委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委的职务/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他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但大学的校园并不平静，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并非全关学业。1955年他刚刚进校园，就赶上了批判胡风的运动。16 岁的吴建民还不知道胡风是何许人，也从没看过他的作品，批判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是团员，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通过听广播、看报纸，看人家是如何批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运动，学习使用批判的武器。
195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当时对此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鸣放”。
吴建民班上有个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首讽刺打油诗，吴建民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领导劳苦功高，左手马列主义，右手十字架一条”。当时也没有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几句话相互间有怎样一种关联。
进入这一年的下半年后，整风运动转换为“反右”斗争。那位同学的打油诗成为反面典型，被上纲为右派言论，讽刺党的领导，这位19岁的青年受到批判。
当时吴建民已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不但要参与，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他连同团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