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着过瘾的，非杀不可的一样。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甲子，武皇太后御武成殿。史书记载：洛阳宫有三个向南的正门，中曰应天门，左曰兴教门，右曰光政门。自光政门向里走，先过广运门，再过明福门。和明福门并列着的是东西的武成门，从武成门进去，一个大殿便是武成殿。这一天，皇帝率领王公以下的百官为武皇后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由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此由武皇后亲自临轩执政，而当今皇帝则居之别殿，不再过问朝政这事。问事地点在乾元殿后面的内朝宫宇紫宸殿，仍以浅紫色的帐慢隔着接见百官。据《唐六典》记载，洛阳宫里没有紫宸殿这个名字，也可能因武皇后因女性临朝，以紫色帐慢为帘，故有其名吧。那一年，武皇后是六十一岁。
武皇后临轩称制后，百官称贺，并争着言“符瑞”，即所谓“瑞禾”、“瑞鸟”、“瑞麟”、“瑞云”等一类吉兆，表示对皇太后的拥戴。嵩阳令樊文又献“瑞石”，武皇后让他把“瑞石”取来在朝堂上让百官观看。尚书左丞冯元常出班奏称：“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这个冯元常就是曾经劝告李治抑损武后的人，他敢于当着百官和临朝武后的面，指责这些祥瑞是谄谀欺骗，说明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武皇后的执政，他向武皇后上奏樊文献假瑞石，实际是指责武皇后欺骗天下人。武皇后很不高兴，就把冯元常调出去做陇州（今陕甘一带）刺史。
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这一年改过三个年号，即嗣圣、文明和光宅，分别代表着中宗继位、睿宗即位和太后临朝。自从武皇后入宫辅佐李治之后，唐廷改用过许多新年号，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个武德年号、太宗只用了一贞观年号，而武皇后先后用过三十多个年号。每发生一件大事，她就改个年号来纪念，的确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旧的传统观念难以约束她。
她亲自临轩执政后，就把大唐的旗帜易为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改八品以下官员旧服青色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从而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相；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依次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改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加一个右肃政台。其余的省、寺、监、率名称，都按各部门的职权令改名称，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书对武皇后的改制成见很深，认为标新立易，乱改一通。而武皇后举例解释说：“御史是分管官吏风气的官职，要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现在国土之大，州县官员之多，很难整治。现在把御史台改为肃政御史台，增设右肃政台，就是用以监督地方官的风纪。而旧御史台不变，专管京中的部门和军队的风纪。”＇《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这说明武皇后的改官员名为的“适事以标名”，而增设官为的是更好的做好国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对她有成见，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临轩，改元光宅时曾写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励精图治的决心。其中有语曰：“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惟欲励精图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文中谨表示她身负先帝的遗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担子挑好，使社稷稳固，让百姓有好光景，以此报答先皇的顾眷和委托。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国家的雄心，而并不见她吞并社稷的野心和害国害民的祸心。
二十五迅速剿灭徐敬业们的叛乱
正当武皇后改元称制，除旧布新，准备为大唐江山的巩固与发展、为黎民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大干一场时，一场由唐朝勋旧大臣的后代发动的叛乱爆发。叛乱距废黜中宗李显、置新群于别殿、宣布临轩执政仅仅半年；距离易帜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几天。对勋旧势力的可能叛变，武皇后是有预料和准备的，但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叛乱发生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如司马光的记述：“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其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水从。”于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并任用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勋臣后代的叛乱。
这个原因并不成为叛乱的原因，这仍然是“顺口而言”，把西汉吕后任用“诸吕”的先例顺手加到了武皇后的头上。试问：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个个全用上，是否就没有人说话了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还用再多说吗？当李世民、李治执政时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为“皇帝”吗？李氏兄弟子侄哪个不是王侯呢？史家们感到完全应该。何况，武皇后当时也都把李氏宗亲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个儿子、太宗的两个儿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枢的显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现任宰相、首辅大臣全部是原来班子余下的老臣或新晋的多姓大臣。任用“诸武”是以后的事，是许多顽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几个侄子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员仍是多姓，始终未出现“诸武用事”的大局（此问题后当论及）。所以，这次叛乱是另有原因的。
具体原因，司马光接着就叙述出来了。而且行文十分简炼，简直数语道破：
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zhu，zh县名，在陕西省——引者）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县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恕望，仍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
有这段文字的记述，这次叛乱的具体原因太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犯罪的官员阴谋报复，所进行的作乱。这些龌龊小人因贪赃、受贿、赌博等原因，被贬了官，便凑到一起，先是发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形势变动进行政治投机，便以匡复庐陵王李哲为旗号，“乃谋作乱”。司马光已经给他们的阴谋活动下了定论：“谋作乱”，即阴谋发动叛乱。看来，正统官史对历史上的叛乱者也是痛恨的。
叛乱祸首是被赠爵为太尉、英国公、扬州大都督的李绩之孙李敬业。
李绩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他是高祖兴唐建国后的三代功臣，也为武皇后能成为皇后立过汗马功劳。武皇后和李治都极为尊重这位国家功勋元老，他死后为之罢朝七日表示全国哀悼。下葬时，武皇后和李治登上未央城楼，望着百官护送下的李绩灵东大声恸哭。由此可见武皇后对李绩的重视与尊敬。
然而，李绩之孙李敬业、李敬猷兄弟荫袭了李绩的高爵却不思进取，只知吃喝玩乐，仍不知足又贪赃枉法，终未逃法网而被贬免。又混淆视听，以前朝功勋之后为号召，打着恢复李唐之旗号，纠集犯官而公然为叛。
这群犯罪官员中魏思温是朝中的监察卸史，因犯法被贬为盩厔尉，再因故又被贬，他是个文人，又有政治头脑，同那几个武夫不同，就成了这次叛乱的“谋主”。
他为这次扬州叛乱想出个毒辣的鬼主意：先让他们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请求出使江都，当时武皇后正令御史到各地监察官员的风纪，一求准奏。薛仲仲璋到达江都后，再由另一个党羽韦超到薛仲璋处告发扬州都督长史陈敬之谋反。这样，薛仲璋便以中央派遣出使御史的身份逮捕陈敬之，如此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军事重镇扬州。
按照这个阴谋行事，果然成功。同年八月，薛仲璋以陈敬之“谋反”，把他逮捕。接着，李敬业自称“奉旨”来担任扬州司马，又假称高州地方酋长冯子猷谋反，太后令他发扬州兵讨伐。遂即打开府库和监狱，把囚犯放出来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同时招兵买马，杀死陈敬之。州府参军孙处行发现了他们阴谋，也被他们杀害。于是，便控制了扬州的军队，宣布叛变，改回嗣圣元年中宗的年号。
正如武皇后所料，这批叛乱分子果然利用她儿子的名义起兵。他们一方面打起匡复中宗的旗号，一方面又找个貌似李贤的人，扬言“李贤未死”，已逃来扬州，接着又说李贤委任他李敬业为匡复府上将军，领扬州大都督。接着在扬伪开三个府衙：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让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司马李崇福举所部三县响应。十几天就纠集十余万兵马。让“唐初四杰”之一、任叛军记室的骆宾王写出“讨伐檄文”，传之各地，宣布武皇后的罪恶，号召天下为匡复庐陵王共同叛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李敬业之乱”。
自李治崩逝之后，武皇后早有军事准备，闻扬州叛乱她无丝毫惊慌之色，她指挥东西用兵，对这帮跑梁小丑，根本不放心中。所说那篇檄文写得满好，便找来展读：
她很快读完第一段。其内容写她两度入宫，她何陷害皇后，夺得后位，然后“杀姊屠兄，弑群鸩母”，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等，堆积污秽，对她造谣陷害，几十年她都听得生厌了，编造的也太拙劣。
军二段写她如何阴谋夺位取帝位的罪行，用了不少大道边上的典故，文章的对信工整，但只顾工整，内容就不够确切了。什么“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l，音离，龙的口水）帝后，识夏廷之遽衷”。仍把武皇后比之于吕后、赵飞燕、褒姒红颜祸国，她将年过花甲，皇子又是自己的儿子，如此比喻，太过荒唐，更不见新颖。
军三段写李敬业叛乱。开首介绍李敬业的出身，武皇后有点气愤和讪笑，心说我对你徐家那样尊重，尊之高官厚爵，而徐懋功的不孝之孙自己不思进取，反欺世盗名，叛乱为祸。然而再看一去，她竟为文章的工笔和气势所吸引，只见其文曰：“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故，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谁托？”
武皇后读到此处，禁不住连连称赞文章的笔意生色，气吞山河。看罢文章的结尾：“请看今日之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又将为文者“奇才奇才”问左右此文不知出自谁的手笔。有人告诉她是骆宾王所作。武皇后听了叹道：“如此人才，却流落不用，这是你们宰相的过失啊”左右的大臣们看到武皇后在这紧急的情况下，竟如此欣赏敌人的檄文，称赞其文笔，责备宰相不能识人用人，其镇定自若，无不为之叹服。
武皇后放下檄文，敕令左玉钤卫大将军（此军职也为太后所改，原名领军卫）李孝逸领兵三十万前往讨伐，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帅。她要领教一下叛军有无骆宾王檄文中说的那般气派。同时赦令追夺李敬业祖父李绩的官爵，发掘其坟墓，碎其棺木，复其徐姓。这不怪武皇后做事绝，封建社会的法律就是如此，一人谋反，诛连前后数代，灭其族。
那个大将军的后人徐敬业（因赐姓李已被剥夺）却对军事阵仗一窍不通。叛乱时弄得挺痛快，现在要同大唐官兵对阵了，他毫无主张，只好让叛贼众首领讨论。军师魏思温说：“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则不同意进兵洛阳，而是守金陵，徐图北进，他说：“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是以为固，不知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魏思温又说：“山东豪杰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而立大功，乃更蓄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
徐敬业无才无识，终于不听魏思温的进取之计，而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