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
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 年》，第 448 页。
②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211 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
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
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
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
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
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
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
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 ３０ 年代日本开始寻
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 １９４５ 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
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７ 月
底哈里？Ｓ．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
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
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
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８ 月 １４ 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
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
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
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
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１９４５ 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
斯福总统在 ４ 月逝世和德国在 ５ 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
者在 １９４１ 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
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
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
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
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
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
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
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
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
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
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
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
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
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
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
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 １９４５
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
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Ｃ．马歇尔将军的调停。
这次调停始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１９４６ 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
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
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
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
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
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
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
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
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
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
① 《中央日报》，1945 年 9 月 12 日，11 月 21、25 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
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
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
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
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
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
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
定等原则。到 １９４６ 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
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
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
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
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
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
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
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
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
的国家。至少到 １９４７ 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
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
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 １９４５ 年条约。①就共产党人而言，它
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
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
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
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
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
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
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
战略上的正确性。②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
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
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 １９４７ 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
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
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
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
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
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
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
① 《中央日报》，1947 年 9 月 6 日。
② 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
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
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①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
策略。事实上，早在 １９４７ 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
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
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
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
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
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
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 １９４９ 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
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
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
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
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
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
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
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
天做好准备。①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
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连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
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
更多地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
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
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
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
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 ３５ 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
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
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