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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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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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
政府于 1938 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
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
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
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
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 1938 年 8 月,这个委员会
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
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 3 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
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
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 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 月,
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 月到 11 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
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
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
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
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
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 1942 年整风运动
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 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
的声音。


③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 卷,第 363 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75 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
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 3 年,在 1940 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
扩大了 5 倍,党员人数增长了 20 倍(见表 16 和 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
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
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
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
常常被忽略了。
表 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1937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4 年
1945 年(七大)
40000 人
800000 人
763447 人
736151 人
853420 人
1211128 人

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 110 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 40 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
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
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
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 1944 年中至 1945 年中的
12 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 年、1939—1943
年和 1944—1945 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
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
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
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
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
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
——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
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
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 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 ①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294 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
员。军人的 1/3 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4 月)




八路军
80000
156700
270000
400000
305000
340000
339000
320800
614000




新四军
12000
25000
50000
100000
135000
110960
125892
153676
296000




总人数
92000
181000
320000
500000
440000
450960
464892
474476
910000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 16。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 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
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
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
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
其领导人参见表 18。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
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
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
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 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①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
军事委员会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
敌占区工作委员会
干部教育委员会
社会部
群众运动委员会
职工运动委员会
妇女运动委员会
青年运动委员会
出版发行委员会

地方局


分局

各级委员会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
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


毛泽东
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 1943 — 1944 年)
凯丰
周恩来(约在 1944 年后为李维汉)
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
刘少奇(其后,李维汉)
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
陈云
陈云(兼)
蔡畅
冯文彬
张闻天
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 1938 年)、南方局,中原局(这
两个局建于 1939 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 1941 年合并为华中
局)、 1945 年后还有东北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
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293 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
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
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 19。作
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 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八路军总部(延安)
总司令
副总司令
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
115 师(前第 1 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120 师(前第 2 方面军;晋绥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129 师(前第 4 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新四军
军长
副军长
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
副政治委员





朱德
彭德怀
叶剑英
王稼祥( 1937 — 1938 年,任弼时)


林彪( 1937 年后期受伤)
聂荣臻( 1938 年起代师长)
罗荣桓


贺龙
萧克
关向应


刘伯承
徐向前
邓小平


叶挺( 1941 年后,陈毅)
项英( 1941 年后,张云逸)
袁国平( 1941 年后,邓子恢)
项英( 1941 年后,刘少奇)
饶漱石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296 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
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
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
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
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
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
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
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 16 至 45 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
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
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
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
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
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


① 晚至 1944 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
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185
页。



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
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
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
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 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
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
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
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
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
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
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
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
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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