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
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
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
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
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
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
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
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
路线的核心。到 １９３０ 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
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
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
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①
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
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
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
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
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共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
① 《红色文献》，第 152—153、166 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1929 年 10 月 26 日（《红色
文献》，第 334 和 340 页）或 1929 年 12 月末。
③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引证史》，第 180 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7 月 23 日或 1930 年 6 月），《红色 文献》，第 346—355
页。
② 李立三：《反托》，第 9 页；又见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82 页。
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
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
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
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
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或 ７ 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
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
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
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
确实，李立三在 １９２８ 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
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
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
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
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
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
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李想象工人将
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３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 １９３０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６ 月或
７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
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１９２８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２９ 年初的成就，在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１９３０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 １０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 ９ 月 １ 日到 １３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３０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56—159 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 14 期，第 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在 ３０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９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