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３９
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
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
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
① 上海系 1937 年 11 月 13 日沦陷——译者。
②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51—52 页。
④ 同上书，节 47 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48 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756 页。
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
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 １００００ 册。②
随着 １９３９ 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③，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
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
④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⑤破裂时，重庆
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
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
中心。在 １９４１ 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
地方。１９４４ 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
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
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①——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
入相同。②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
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
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③眼中看不到胜利，土
气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虚而入。战争初期文学的战斗热情减退了。在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年间，重庆大约上演了 ３０ 出戏，只有 １／３ 直接涉及战争主题；其余
的是历史剧和译作。重印旧作和翻译西方长篇小说越来越流行，恋爱和色情
作品也是这样在那些从无情的现实生活里寻找解脱的人中流行。④
用邵荃麟的话讲，对于那些没有去延安的有责任心的作家来说，就像“长
夜漫漫何时旦”。⑤在头几年里，全国上下曾经联合起来与外来的入侵者斗争。
现在敌人主要在内部，因为这座山城成了一个令人沮丧和死气沉沉的世界—
—一个几乎每天为日本人的空袭所笼罩的幽闭恐怖的世界，在通风简陋的防
空洞里，数以千计的人窒息而死；发国难财猖獗一时。当地的四川人与外来
的“下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一再爆发。这座城市也日益成为戴笠的
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为压制不同政见实行逮捕和暗杀的世界。
１９４４ 年末桂林沦陷，一些知识分子终于行动起来。在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
重庆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现在报纸上，要求结束审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动、
军事磨擦以及发国难财，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论、集会、研究、出
版和广泛的文化活动的自由。５ 月 ４ 日，“抗敌协会”在七周年纪念大会上
宣布每年“五四”为“文艺节”，以发扬光大“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①
但是政府回报以某些逮捕和暗杀。１９４６ 年，这个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最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0 页。
③ 武汉和广州都是 1938 年 10 月沦陷的——译者。
④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V。
⑤ 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译者。
① 抗战时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发行地方货币，只有中央银行发行 货币流通全国——译者。
② 刘以鬯：《从抗战时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会对作家的责任》，《明报月刊》第 13 卷第 6 期（1978 年 6
月），第 58—61 页。
③ 王际真编：《中国战时小说集》Ⅵ。
④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0—61 页。
⑤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2 卷，第 279 页。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2 页。
杰出的发言人之一、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杀。国民党特务置闻
于死地，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政府情绪；中共再次利用知识界并大获其利。中
日战争曾使知识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爱国铁血”文学
战争将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危亡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立
即成为不合时宜了。文学完全瞄准生活现实——不再是个人经历的片段，而
是全民族的集体经历。在战争头几年，不同形式的短篇报告文学——通讯、
速写、海报、演说、为朗读而写的诗歌和故事，以及在街头和集市表演的独
幕剧，作为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几乎取代了篇幅较长的各种虚构的作品。②
这些事实上浸渍在埃德蒙德？威尔逊称作“爱国铁血”中的大量报告文学，
或原始报告文学，“与其说是用艺术技巧，不如说是用感情写出来的；它们
的话题的吸引力与感情的感召力，当离开环境去阅读时，很快就丧失了”。①
虽然它们缺乏艺术素质，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却领尽风骚。按照周扬的观
点，报告文学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因为它最有效地为“教育群
众”认识这场“民族自卫斗争”的现实的直接目标服务。②这场战争使文学—
—不管质量如何粗糙，离开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镇和村庄，加速了
大众化的进程。这个时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尝试。
为迎合乡村大众的口味，从前的城市作家们热心地采用民间的题材、习语、
曲调，以及社戏、说书和大鼓（边击鼓边讲故事）等传统的大众形式。忽然
间运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成为一种时尚；老舍是劲头最足的实践者
之一。
有些作家从事集体创作。“卢沟桥事变”数天后，在上海约有 １６ 名剧作
家，自己组织起来写了一部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几家
剧团争演出权。③有时作家战地访问的通讯也是集体采写的。
在 １９３９ 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篇文章中，胡风披露战争文学的
五个显著的弱点：（１）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倾向；（２）繁琐的冷淡的倾向，在繁
琐化的作品里面，过多的生活枝叶和事实毛发，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实感；
（３）传奇的倾向；（４）由于这些主观上的弱点，既没有产生伟大的史诗，也没
有产生生动的现实主义作品；（５）由于思想的贫弱所产生的艺术力量的贫弱，
文艺的人民性还不能取得决定的胜利。④胡风的批评，显然道出了他对降低艺
术的不满。他与茅盾一起反对过分政治化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战时文学只
应刻画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个正直的批评
家应当号召作家们，不仅要描写“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①
然而，重庆有些批评家反对宣传对文学质量的侵蚀，恰恰相反，他们主张两
者应该完全分离。朱光潜强调“冷静超脱的观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的自律。
②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68—73 页。
① 朱莉娅？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71 页。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31、638 页。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3 页。
④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第 53—55 页。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670—671 页。
沈从文认为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应当是艺术家，而后
者是宣传鼓动家。沈争辩说，作家们不应该与政治任务搅混在一起。梁实秋，
这位左派分子们从前的敌人，更进一步倡导“无关的”文学，“人生中有许
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②
这些要求文学质量的呼吁没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结论说，在“大后方”
创作的小说，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数量比战前十年少得多。
“游击战争和学生恋爱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无处不在的爱国宣传的调
门，毁掉了大多数战时的长篇小说”。③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创作了有意义的作品。茅盾在 １９４２
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与战时的关系并
不明显。《霜叶红似二月花》讲述一个小城镇在 １９２６ 年的情况。而《腐蚀》
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它刻画了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罪恶。
这部长篇，以小说的形式阐明 １９４１ 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被共产党的
批评家誉为可与《子夜》比美。①
与茅盾相比，巴金在战争年代取得了稳定的进步。他的《家》的两部续
篇写得较好；特别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
当然是写于战争即将结束，而于 １９４７ 年出版的《寒夜》，它确立了巴金作为
“一个极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他刻画战时居住在重
庆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爱与妒之网中的三个普通的人物——一个男
人，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中国处于失败
和绝望的最黑暗时刻的一个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临的难以
克服的困难的道德剧”。②
另一位老资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间习语写了不少宣传剧和诗歌，但只写
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长篇小说《火葬》，这是他为了 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战
争刚结束，他就开始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作规划，写一部题为《四世同堂》的
三卷长篇小说，但未能全部实现，而 １９４６ 年出版的头两卷，“当列为令人失
望之作”。③
战争时期的诗歌同报告文学一样，只是为一个目的——激发抗敌的爱国
热情，写作它经常意在为大量听众朗诵或演唱。于是，简单的散文式的语言、
民间习语、现实主义的描写，以及口号式的呼喊，成为一大批“爱国诗人”
的共同特征。两个劲头最足的实践者是臧克家与田间。臧在前线历时五年，
写下十几部诗集。他曾表白说，“我爱农民，我甚至对他们脊背上的伤疤都
感觉亲近”。④田间被闻一多以同样炽烈的感情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已经
抛弃了早期的偶像马雅科夫斯基，并开始写作“鼓点诗句”。它的诗行简短，
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下面是田间鼓点诗的质量低劣的范
例，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
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691—695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第 2 卷，第 63—64 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17 页。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2 卷，第 87 页。日本学者尾坂德司也很称赞这 部小说的创作技巧；见尾
坂德司：《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 2 卷，第 245—247 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86 页。
③ 同上书，第 369 页。
④ 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 年》第 2 卷，第 912 页。
棕红的土地
在亚细亚
这泥土上，
染污着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国底耕牧者呵，
离开卑污的沟壑，
和衰败的
村庄，
去战争吧，
去驱逐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
军队。
以我们顽强而广大的意志，
开始播种——
人类底新生！①
比诗歌和报告文学更加持久地受到欢迎的文学体裁是话剧。独幕剧在战
争头几年大量涌现，奠定了舞台剧的新传统，观众的反应和参与是其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电影业在 ３０ 年代早期培养了第一批男女演员，他
们此时进入戏剧行业。各个地区众多的业余剧团——主要由教师和学生组成
——也随时准备演出从重庆与桂林——战时戏剧在大后方的两个中心来的新
作。柳无忌说：“有一次来自西南五省的 ９０ 家剧团聚集起来，参加桂林的一
个戏剧节”，而“在重庆有雾的两个季节里，那时城市相对来说不会遭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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