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
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１９３３ 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
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
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
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
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
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
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
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
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②
① 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 1 卷，第 114—126 页。
① 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第 8 章；戴维？E。凯泽：
《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② 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 3 章。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
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
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
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
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
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
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
兴趣。１９３３ 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
败。作为替代，就 １９３３ 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
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
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
个强国于 １９３３ 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
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
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
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
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
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
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
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
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
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
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
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 ３ 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
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
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①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
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
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
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
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
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
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②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
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
遭到国联谴责。１９３１ 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
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塘沽停战协定
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③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
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 55—60 页。
①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 346 页。
② 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 年》，第 3 章。
③ 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
抗战的基础。④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
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
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
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
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
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
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
计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①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
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１９３３ 年的最大忧虑
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
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
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
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间
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
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
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
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
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
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
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
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
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
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①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
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
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
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
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
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
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
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
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
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
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②
④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1 卷，第 167—191 页。
① 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34—36 页。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 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 1938 年》。关于 1930
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 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
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 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１９３３—１９３７ 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
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
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
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
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
确定下来。他在 １９３３ 年 ９ 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
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洲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
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
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
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
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
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
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
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
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
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
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
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
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
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
否愿意接受现状。
１９３４ 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
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
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
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
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
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
对 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３３ 年的成就感到满意。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
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
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
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
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②当然，不管多少花
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
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Ｓ．斯托威
① 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 年的日美 关系》，第 135 页。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载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