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世无补。――实际上，先秦汉唐以来的儒生虽然还是注重礼义仁政、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但显然已经执守定见故步自封，而且门户成见太深，容不得采纳法家的进取之言。――自己并无富国强兵之策，又不能虚心向学，只能转向高谈阔论；而功利派则挣脱了习惯和门户陋习，一反孟子、汉儒之教，甚至与仁义相抗衡。――后世的学者评价说，这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巨变。与理学派阴奉佛老之学一样是儒家内部的革新运动。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4）
功利派的种种作为其实是与时势密切相关的。宋代立国之时，就时不时面临契丹入侵，前朝后晋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收复，而且辽国兵强马壮，澶州之战以后，只能年年朝贡，苟且偷安；此外西夏也日益坐大，不时入侵，同样也得奉送财物。北宋与南宋都是在外患频仍之中度过，兵弱财困，变法图强也是迫不得已。况且，汉代以后，儒学已经未能独享其尊，道教与佛教的排挤日甚一日，在此境遇之下，奢想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妄谈心性之学传道继统岂不是太迂腐了？
两宋时代，功利派的经世致用风气始于欧阳修，经李觏之后广布于众，凸起于王安石变法。
宋初儒者兼学佛老两种学说，致力于钻研心性之学，执著于象数之理，连温柔敦厚的欧阳修也对此不无讥弹，而李觏则大谈功利，企图矫正一般儒者的陈腐之见。自孔孟之道流布以来，耻于言利，除了道德教化就只有安贫乐道了，而李觏所谈的治国之论就在于要解决国家财政之困，既然儒者高谈治国，不言利又怎么可以做到开源节流呢？理学派即使在南渡危亡之时仍然高谈性理，要把正心诚意作为救国图存的手段。如此看来，理学派不是不识时务又是什么呢？
王安石（1021…1086）“儒而有为”，主张兴利以裕国。入相执政约有8年，变法涉及农田水利、治安国防、贸易赋税等方面。这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第一次变法维新――800年后才有了戊戌变法。不同于一般儒者的是，王安石被反对变法的儒者贬斥为申不害、商鞅之类的法家，不过，他认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所以，抑霸政，斥烦扰；而北宋积弱已久，不从根本上革弊除害就不能够见出成效。譬如他的农业政策，就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既是养民之术也是富强之本。不过，这次变法也激起了“庆历党争”和“元祐党争”，一般儒生已没有辨别是非轻重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王安石选拔人才又有失误，以至于功败垂成。
司马光是“元祐党人”的代表，上台以后，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除去。他尊君之极，守旧如常，治国之术也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范围，毫无创见，与王安石形同水火而难容，但也实在拿不出什么能够付诸实践的措施。三苏之中的两苏兄弟苏轼与苏辙虽然文章盖世，但反对新法，不过，手中的论据不过是道德和仁义而已，也乏善可陈。
北宋的功利派主要以江西为中心，而南宋时浙江接过了本派流脉，尤其以金华、永康与永嘉三派最为得力。譬如陈亮就说，“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知，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既反对宋代中央集权，又反对苟安谈和。――事功就是做实事，而节义则是义利并举。功利派并不耻言经济，所以这一派极富于实干精神。
两宋理学派的哲学思想驳杂纷陈。程颢、程颐兄弟分别开创了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以及陆九渊的心学两派。理学派以儒家学说的正统自居。其所谓的道统，就是自己清单里的一系列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伊川（程颐）、朱子（朱熹）。理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其道德法则称之为“礼教”。所谓的天理是善，而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从善去恶。在政治思想上，理学派几乎相近，仁道是其政治的根本，正心诚意则是治理之术，也有“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的想法；而将天地作为个人修身和政治生活的准则就相当空洞；虽然理学派既有佛学的因素又有道教的影响，但在政治思想上只是因袭陈说，更别谈什么新奇之见。
宋元两代以后，儒学中的理学派终于化为理学，而理学又专门推崇朱学，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功利派虽然没有占取主流，但也没有销声匿迹，倒是时不时地隐现于世，在关键时刻声如裂帛，总有激越之士跳将出来捍卫其见解与主张。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譬如李贽。 。。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5）
以儒攻儒，不拘其古
明代前期的儒学实际上一直拘囿于传统儒学之内，没有多少作为，翻来覆去的大概只有孟子的民本之说，这实在是一种悲哀。――明代的君主专制心狠手辣，动辄杀戮株连，文化人最难幸免。儒学的冷饭已经翻炒了多少遍，仍然鬼打墙似的难以跳脱出来。除了秉承先秦时代孟子的贵民论，重提民本之说，别无他法，譬如刘基；蒙古人主宰的王朝也让他们反思良久，但也只能从汉民族的角度提出攘夷的矛盾言论，譬如方孝孺；也有承前启后，上接先秦古学下开近代风气的一派，譬如黄宗羲、王夫之；另有维护君主专制的一派，譬如张居正、吕坤。
刘基做过元朝的官员，对当时的苛政颇为愤激，与上司议事不合便弃官归隐。深知黎民疾苦，甚至借民之口骂官，“恨不杀官头，剔骨取肉尝”。擅长以寓言寄托政治思想。后来辅佐过朱元璋，有功于朝，但在明朝开国年代，也不敢对着官府唱反调，只是捡拾起孟子的民本说，再作发挥。他倒是全盘遵循了孟子的遗教，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养民是政事之本；开国之君能养民以兴，而继体之君废怠以亡。如果苛政虐民，终究难免革命风暴。即使民众愚顽，也不可欺之太甚。
方孝孺可以算是明初屈指可数的思想巨擘，尽管他相当迂腐，断送了不少人命。不过他的治国思想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他认为，政治的功用就是为了补救人类天生的不平等，使人能平等相待，所以君师是用来弥补自然之弊的，“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而民众是“仰之平其曲直，除所疾苦，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所以能够以尊卑贵贱制度接受管理，如果君主独断专行，怠慢民众，哪还有谁肯俯首听命呢？――方孝孺的这一理论的确新奇，也是传承了孟子的贵民论以及教化功能；“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其职，则君以为不臣。君不修其职，天其谓之何？”重申孟子的诛君之论，认可民众可以反抗暴君的事实。
君职在于养民。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就是养民。一是“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君主的职责是“导之以取之之方，资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间者不至于无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无节”；二是“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譬如“使之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或者“为学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渍乎礼让，熏蒸乎忠厚，知暴戾诈伪不率伦纪之为非，然后可得而息也”。
方孝孺的仁义礼乐之道并非虚言，主要表现为井田制与宗法制。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只要耕者有其田则国无贫民。当土地被乡绅豪强大肆兼并之时，井田制也就被破坏了；而井田制一旦被破坏，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秦始皇的覆亡就是源于贫民的暴乱。――此类贫民实际上就是游民，游民的力量足以推翻任何一个暴政。在他看来，农民的土地不可被侵夺，使他们有田可耕，这样就不会有社会暴动。其次是宗法制的完备。宗法始于家族，而家族又在国家之前，所以应该完善乡族制度，由德高望重的人做族长，从田地、教化、祠堂与###四个方面敦行礼义道德与仁政教化，使民众安居乐业，不至于滋事生乱。
蒙古南下入侵，元代90年的暴政让方孝孺深思《春秋》典籍中的夷夏论。中原的帝国心态一直将外族视为“夷狄”，历来都是中国居内以制夷狄，而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然而北朝与蒙古两次席卷中原，汉人饱受耻辱。蒙古此次开创元代，程朱学派大儒许衡居然为之筹谋划策号令天下。朱元璋起兵抗元就是借着民众的仇元心理，打着攘夷的旗号举事的。方孝孺认为《春秋》中的夷狄“自秦以来袭礼义而为中国”，许衡的儒家礼仪岂不是正好使之“袭礼义而为中国”了？――方孝孺的解释在此无法说通，因为夷夏论本来就是无稽之谈，尽管它可能有民族国家的意味。
刘基与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可算是明初儒学的反拨之举，而张居正、吕坤之流则仍然留恋于尊君思想之中，一个尊君走向极端，以至于自己逃过了杀身之祸却拖累了子孙；一个却圆滑持中，既有调和各派偏激思想的意愿，也可能已经对君主专制饱含了失望的情绪，只是恋栈于官位苟且偷生而已。。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6）
张居正从政做官，思想见之于他个人的文章及其在任上之时的手段。张居正的尊君思想体现在他的致用论上，而且将宋明理学的功利派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可以算是不惧世人见笑的特立独行之士。譬如功利派视理学派的心性之学纯属无用，而张居正则将其性命之学与经济节用兼容并使。他说“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而且他对君主专制之下的学术之弊也看得相当通透，“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废而训诂辞章之学兴”，所以“虽号大儒宿学至于白首，犹不殚其业……学不本诸心而假诸外以自益，只见其愈老愈弊也矣”，而“欲救学术之弊，极性命、经济之用”又有什么标准呢？张居正认为，标准就是“今王之政令即学术之指归”，否则，即使自立门户也是离经叛道之举，只能安守本分供君主调遣，“士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其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
逢迎君主专制，张居正政见之苛刻并不亚于商鞅、李斯等上古前辈，以儒家经学作为谋求仕途利禄的进阶之道，不仅鼓吹抑异学、禁私学、不议政的政策，而且通告天下，“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令，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程朱理学被奉为国家正学，抑制“异端”之说，可见其专制的用心！
力禁朋党，而且堵斥异见。“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做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衙门访拿解发。”――禁止私学的手段也极其狠毒！
犯上作乱，断绝仕途。“我圣主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自言，唯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提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外，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读书人不得干政，否则一生的前程也将化为乌有。
在张居正看来，学术文章不过如此，国家政令就是最高标准。所以他对当时学者的愿望就是“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学者除了事君任职安守本分之外，没有什么学术和道德可言，只要无条件地服从政府、拥护皇帝就行了。张居正极端尊君的政策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际上，当时的讲学风气颇为兴盛，思想活跃迥异于往常，官僚群体士气高涨，自南宋以来儒学功利派的确“嚣张”，而且学说也各有歧见，争论频繁，即使是尚未走上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