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分繁忙，正忙于计划下一个巨型堤坝。这次的目标是四国的吉野川——这个数千亿日元规模的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在当地，会产生强烈的反对运动，甚至出现这样的证据：虽说是防止洪水，但吉野川严重的洪水泛滥数百年只发生一次。
思考“自然保护”派和“填埋、建造”派这两极时，务必指出的是，日本的立场是站在彻底的“填埋、建造”派这一边，不想去纠正过去的业绩。国内的趋势是，比起减少人类对山脉大海的影响，更趋向于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一直陷于不景气，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不断地增加注入公共事业的预算。
在90年代后半期，日本每年的公共事业费高达约15兆日元，连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费都看似零碎钱，甚至达到美国太空计划预算的好多倍。也就是说，几乎无限量般的混凝土和金属构造物，掩埋了山川、湿地和海岸线。而且，这是在景气深陷谷底的时期。经济恢复的话，恐怕很难想象公共事业费会增加到何种地步。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向印度尼西亚、老挝等亚洲国家出口堤坝建设和河流工程等。那里的政府高官欢迎慷慨大方的政府开发援助，并不介意那些工程实际是否需要。于是，如果建造堤坝，日本经济即使停滞不前，建筑公司也会赢利，也可以用政府开发援助的费用向各国巩固日本的地位。法政大学教授五十岚敬喜批判说：这是把“日本国内问题原封不动地输出到了世界各地”。
在国际性论坛上，日本代表热心地呼吁环境保护，每个代表都真挚地甚至是悲剧性地讲述着。但决不能受其演讲和论文所蒙骗，对作为整体国家的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视而不见。消除谏早湾的滩涂、在长良川水系修建堤坝、在森林公路工程中爆破岩石、用混凝土覆盖海岸等建设项目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且也不是枝节问题，可以说是现代日本的原则问题。
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的官僚，根据富有权威的教授指教；精心构思项目。它由优秀的工程师或景观设计师设计，最优秀的建筑师提案为了未来而设计的宏大的土木计划，由行业中最大的企业承建。有势力的政治家由此获利，媒体也支持它。这样一来，各个自治体更加想得到项目。日本的社会精英把所有能量都倾注在公共事业和巨型建筑物的建造上。
为了今后不断持续下去的“填埋、建造”，这些项目被毫不足惜地倾注了日本的资金、技术、政治影响力，甚至包括设计师、学者和城市规划者的创造力。打算预测世界发展方向的学者和研究所看漏了这一单纯的事实：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早已被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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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1）
在前一章有关土建开发的批判性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振，与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痼疾息息相关。单一呆板的日本土地“新景观”，就像这个民族一旦着手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一种力量，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个民族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启动了永不停止的獠牙利爪，这是任何诸如“现代化”这样的简单化原因所无法解释的。
为了探寻今日危机的根源，必须重温历史，看看19世纪，当日本与西方社会初次遭遇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许多文明古国一个又一个迅速地被欧洲殖民力量所残食，日本，在与世隔绝了若干个世纪后，猛然惊醒，愕然地发现，自己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贫穷而弱小的国家。震惊于国家的危难处境，日本新的统治者迅速制订了致力发展经济与军事以强国的方针，首先与西方力量抗衡，随后与之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从那时开始，工业的发展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与之相比，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不得不让步，甚至被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再一次强化了它对制造业的重视。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以使日本永不再战败的愿望，深深地烙入整个民族的记忆之中。于是，在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中，自然环境、生活质量、法律、财政体系、传统文化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遭受了灾难。“穷民富国”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然而，在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膨胀为唯一目的的思想指导下，滋生出的大量政策，在许多方面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山脉、河流和海洋。随着这类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由国家支持，剥去了原始的天然森林，取而代之以经济林——杉柏类针叶林；另一方面，更滋生了自此以来对工业污染视而不见的更为严重的恶果。
国外的分析家们一直惊叹于日本民族对政府和大企业的驯从，认为这是日本工业发展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制动机制。一旦政策的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有人说，这种极端的无法制动性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根源，同样，它也是战后导致日本环境被破坏的要因。
针叶林种植
战后不久，日本的林业部门——林业厅就开始着手实施全面清伐山坡地、种植经济林的计划。其目标是，用更具有经济价值、更能为日本工业发展服务的经济林木取代天然阔叶林。随着数百亿美元的投入，到1997年，日本43％的林地已被再植为主要由杉树和日本柏树构成的单一的针叶林。
与此相应，日本乡村的土地景观被彻底改变。今天，穿过乡村，刺入眼睑的是高耸的成排种植的片状人工针叶林，取代了过去天然林覆盖的明亮的冠状起伏绿波荡漾生机勃勃的田野。枫树、樱树、秋草、竹林和松树组成的天然混交林，那些百万年来滋养着日本传统艺术和文化的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极目远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撇开文化的损失与美学的破坏，单一树种形成的单调的针叶林已使相当的野生动物灭绝。高大稠密重重叠叠的针叶树技，如同撑开的一把把巨伞，严密地遮蔽了林下世界，使小鸟、鹿、野兔、獾和其他众多野生动物失去了原来的栖息地。任何进入过这样的针叶林的人，都会深深地记得那死一般的寂静，那种失去了草地、灌木和阔叶乔木等日本天然丛林特征的人工针叶再植林中的死寂。被剥去了地表覆被的山坡地不再能蓄留雨水，于是山涧的小溪干涸了。在祖谷（Iya Valley），干旱已严重地影响了村中的溪流，使之一度曾干涸数月，村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杉旱”。另一方面，针叶林种植区地表侵蚀加剧，崩塌滑坡增多，淤塞河道，成为不得不进行处理的地带，继而使这些山坡和河道落入国土交通部的魔爪控制之内。
这还不是全部。针叶树的孢子（俗称“花粉”）产量高，带有气囊，宜于长距离传播，由于大量的孢子所造成的过敏症，一种在70年代还几乎不为所知的疾病，现在正影响着10％的日本人。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一位过敏症研究专家Saito Yozo博士注意到，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手段能够有效治愈花粉过敏症，因此他建议采用戴口罩和护目镜等防护手段。事实上，马路上、电车内，口罩与护目镜已经成为春季东京街头的一大风景。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防止流感的传染，但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躲避孢子造成的人为瘟疫。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现代乡村图景中的最后一部分，林业厅为了在经济林砍伐期，便于各种大型运输工具进入林区而修筑的那些林间道路——“林道”。林业厅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林道伸进了所有边远的野生地区，甚至包括国家公园。显而易见，这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陡峻的山坡的稳定性。在山形县，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林业开发企业自1969年开始实施一个耗资900万日元，建设2 100公里长的山区林道的计划。数十年来，这一计划在屡受工程难题困扰的同时，遭到当地居民与环境保护组织的一致反对。山形县长井市市长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笔钱，我们当然会用它进行别的项目。但是如果国家坚持（建设林道），我们会通力合作。”实力雄厚、一贯权威的政府平息了争论，最终促使计划照常进行。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2）
所有这些，就一项产业而言，其对GDP的贡献不足1％！从经济角度来看，再植林运动根本就是一场浩劫。几十年来，林业厅积极推进再植林化与大力建设林道，其结果是背负了约兆日元的沉重债务。多年来木材价格不断下跌，日本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已从30年前的26％上升到了目前的80％。20世纪40年代，当再植林政策开始酝酿之时，计划的设计者们曾设想山区当地居民会乐于采伐林木，然而现在，没有人再愿意从事伐木这类非常辛苦的重体力劳动。于是，山坡上那些需要采伐的成熟林无人采伐。山区村落人口数量减少，林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也从最高峰1964年的8 9000人锐减到2001年3月的仅7 000人。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极少数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日本山村，针叶树再植林种植率低，当地居民仍然能够在天然的阔叶混交林下，以收获山蘑菇、挖野生草药、烧炭以及猎取野生动物等传统方式生活。
也许有人会希望林业厅能够更新观念，改变想法。正如中国，在进行了类似的再植林计划后，中国林业部于1996年推出了一项具有180度大转变的计划，提请国家人大审议制订新的伐木量与蓄材量计划，以推动林业保护重于生产。但在今天的日本，砍伐天然林、种植针叶树的再植林计划在一个新的层次继续推进。一方面，林业厅已经承诺，推广一种新的低孢子（花粉）杉树，尽管采用了这一革新后，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花粉水平才会真正开始下降。另一方面，为取代人工劳动，政府开发研制并积极推广应用一种大型的“多功能一体化伐木机械”，集木材砍伐、切割和运输功能于一身。目前，800台这样的新型机械已经开始使用。
留给未来的是机械化的山地：庞大的一体化机械，沿着混凝土浇筑的林道，咆哮着穿过单一的针叶林山坡。恰如电影“世界大战”中所描述的景象。社会批评家（Inose Naoki）评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正如人们所预言的，如果现行政策持续不变的话，森林将会消失，就像用推土机收割成排的玉米一样。”林业专家、京都府立大学前校长（Shitei Tsunahide）补充说：“再植林政策是一个失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林业厅也陷入了快速增长的怪圈，仅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他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森林应包括商业以外的诸多考虑，一棵树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存在。”对，Shitei教授一语中的，道出了日本现代文化萎靡不振的关键：不仅仅是森林，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经济利益而被无情地牺牲了。
有害废物
日本的环境公害事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极具代表性的水俣病和骨痛病两大事件。“水俣病” （Minamata）的名字来源于九州熊本县附近的一个同名海湾，那里曾有1 000多人因食用遭受Chisso公司排入海湾内的汞所污染的鱼类而死亡。“骨痛病”（Itaiitai）是一种突出表现为骨骼疼痛的疾病，富山县的农民因食用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稻田产出的大米而深受此痛。镉的过量摄入，使骨骼脆化，以致无法在体内协调运动，导致骨骼的剧痛。
40年来，产业部门与政府沆瀣一气，隐瞒实情，拒绝对这些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在水俣病事件丑闻之初，受害者曾为此而请愿，Chisso公司竟雇佣歹徒威胁请愿者，暴徒甚至弄瞎了一个先锋摄影家尤根·斯密斯的眼睛，正是斯密斯报道了水俣病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遭遇的困境。熊本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医生们的研究经费也被突然取消。甚至到1993年，文部科学省（相当于###）还要求一个教材印刷者将应对水俣病、骨痛病及其他一些工业毒害事件负责的相关公司和企业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尽管这些公司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
尽管遭受重重阻扰，一部分受害者还是联合组织起来，于1967年提出了第一份赔偿诉讼。然而，政府总是法庭上的至高无上者，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曾充分论证的，日本没有独立的司法。最高法院的院长一层一层地严密地控制着一级一级的法官，使他们根本不敢违背政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