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就像在朝鲜问题上一样，美国2002—2006年外交投入不足，再加上美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一般信任不足，这些因素导致了伊朗问题现在面临的糟糕状况。这使得伊朗能够继续在铀浓缩的道路上走下去，并且内贾德还通过抵制最近的外交解决方案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就像大卫对抗歌利亚一样。在大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如*联合酋长国、沙特*、埃及、土耳其、巴林、也门、约旦和科威特，都开始谋求获得核技术和原理，以防范正在争取获得核武器的伊朗。21
从难题中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
不扩散机制能解决类似的难题吗？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监控守约行为的组织是否具有效力，二是大国是否愿意建立一个坚强的联盟，致力于解决难题、规范守约行为。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可以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从不守约国家的角度来说，它们的扩散活动反映了深层次的安全困境和国内政治因素。要使扩散者重回守约的轨道，就要从广阔的安全和政治视角来看待它们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扩散问题。在朝鲜问题上，1994年和2007年已经采用过这样的方式，但是对伊朗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过，伊朗自2006年以来就抵制谈判，这当然是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
——朝鲜和伊朗的违规者已经将与美国的关系作为一种解决自身安全困境的工具。这使得美国的双边行动和战略成为了有效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核心。多方谈判能增强影响力，但是并不能排除美国开展密集的双边外交的需要。
——美国的政权更迭政策与其不扩散目标是不一致的。政权更迭的威胁，加上国际原子能机构给安理会的报告，以及欧盟的外交介入，也许对于引导伊朗在2003年态度走向缓和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从2002年到2006年，只挥舞大棒，不提供胡萝卜，而且又没有正式的解决问题框架，结果政权更迭政策产生的主要作用就是刺激朝鲜和伊朗加速谋求核能力。
——如果将强有力的多边进程与美国的双边行动以及安理会的行动协调起来，不守约问题就更容易解决。朝鲜问题更容易处理，因为六方会谈把地区大国都纳入进来，形成了合力。所有对朝鲜有影响力的国家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过，也是在朝鲜试验了核武器之后多边合作才走到这一步。在伊朗问题上，安理会五常加一的倡议还没有就施压达成相似的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印度和日本不断在伊朗投资并购买伊朗的石油。当几个关键国家同西方站在一边的时候，都取得了进展，例如，印度和西方一道投票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问题提交给安理会的时候，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安理会制裁的时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个核时代（12）
——安理会行动应该补充，而不是替代，强有力的战略。安理会能力受限，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一个惩罚性的机构。它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提供积极的激励守约机制，因此它的实用性受到了限制，只能成为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的补充。这再次印证了我们的核心论点，即只有在大国对总体战略承担责任的时候，多边制度才能发挥出效力。
——在各种危机期间，很难使不扩散机制起死回生，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已经将它的生气耗尽了。很多《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成员国在试图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都显得迟缓无力，这并不奇怪，因为核武器国家没有认真履行裁军义务使它们感到失望、愤怒。美国外交政策引起的普遍失望感也弱化了美国的领导能力，使之无法调动不扩散努力背后更广泛的国际压力。
总之，不扩散机制对于美国和国际安全来说是有价值的，它对遏制扩散发挥了作用。但是，只有采取视野更为广阔的战略，它才能够处理最难的问题，而这样的战略通常是由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制定并付诸实施的。那么，这些大国的政策对于机制的未来演变就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尤其关键。
美国、核武器和负责任主权
自《不扩散条约》诞生以来，核威慑和条约规定的裁军义务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冷战期间，威慑重于裁军导致了无理性的军备竞赛，双方的能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相互毁灭的水平。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继续维护核武器。虽然大幅裁军不会削弱威慑力，但是由于对核武器在维护国际安全中发挥的作用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裁军行动失去了活力。
克林顿政府曾经以渐进的方式，有力地应对了这个问题。克林顿及其顾问们认识到，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再需要庞大的核武器库。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前苏联境内核武器、裂变材料以及核技术控制不力可能造成的后果，于是联合当时的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佐治亚州*党）和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维持强有力的两党基础来应对这个问题。克林顿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说服新成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放弃了苏联解散时留在它们领土上的核武器。政府官员参与了非常严肃的谈判，将原定于1995年底到期的《不扩散条约》进行延期。克林顿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没能说服国会批准该条约。当时美国政府愿意参与《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
但是，克林顿政府从未就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作用问题提供过令人满意的解释。核武器还是威慑吗？如果是，它威慑的对象是谁？核武器是可以使用的武器吗？它与灾难性恐怖主义这种新型威胁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反应太慢的不仅仅是美国。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关键盟友直到今天还在美国的核武器保护下寻求自身的安全，但是对于它们防范的对象是谁，以及在苏联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核武器是否还是合适的工具，它们并没有形成共识。因此，没能采取更果断的裁军行动，美国有责任，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也同样负有责任。 。 想看书来
第二个核时代（13）
在布什政府领导下，美国的信念是，核武器是全球反恐战争的工具，这种态度与《不扩散条约》的裁军义务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布什政府认为，现在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坚不可摧的敌人了，因此核武器基本丧失了威慑意义。布什及其顾问们很快就贸然断定，威慑不会对恐怖分子或者那些可能帮助恐怖分子的国家起作用，这是他们制定预防性战争和政权更迭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布什政府确实认为，核武器落在流氓国家手中就会变成威胁，于是同时制定了两项政策：导弹防御和威胁进行预防性战争。布什政府还暗示该战略包括使用核武器。导弹防御成了美国—俄罗斯关系的主要特点，给美国与俄罗斯就其他问题（包括伊朗问题）进行的谈判增加了巨大成本。而威胁进行预防性战争以推动政权更迭则已经刺激了那些可能会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们谋求建立新的反美联盟，并建立它们自己的核威慑体系。
这项政策的成本太高，影响太大。破坏核武器禁忌，也就破坏了不扩散共识，弱化了不扩散机制。尽管不扩散机制受到了批评，但它对美国和全球安全是有贡献的，在未来若干年内我们仍将非常需要这个机制，尤其是在应对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要从不扩散机制中受益，就要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核武器政策，承认现实，并以负责任主权原则为基础使之适应后冷战的世界。
加强应对
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这一领域的国际架构更为有效呢？基于负责任主权原则的政策大概会是怎样的？
有两个步骤是关键且必要的。首先，必须重振对《不扩散条约》的共识。各国必须根据核责任标准兑现自己的现有承诺，核武器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带头。第二，随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不扩散共识和信任的重建，要就新的负责任主权标准进行谈判，调整不扩散机制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重振共识
2007年，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和前参议员纳恩提出倡议，建议为奥巴马总统重建美国在裁军方面的诚信创造空间。22他们再次发出消除核武器的号召，认为领导人应该认识到自冷战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核武器在保障国际稳定方面的作用已经减弱。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核武器实际上制造了不稳定、突出了脆弱性、鼓励了扩散，并因而增强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基辛格、舒尔茨、佩里和纳恩等支持大幅度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军备，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唯一真正降低核武器身价的办法就是消除核武器。
目前没有人知道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大多数呼吁核裁军的人都认定，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有责任义务。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核爆炸风险，这个世界就会出现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国际强制干预、监控和检查。高强度干预和监控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是包括所有国家。
今天，维护上万件核武器不仅危险而且代价高昂，如果大幅减少这些武器，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稳定的世界。但是在将核武器削减为零之前，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信心，相信这么做真的会使我们大家都更加安全。有几个考虑是最重要的。首先，我们不知道武器数量大幅下降或者完全削减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诱惑和不安全。尽管在冷战期间曾就这个问题开展过研究，但当时的基本假定是两极世界，稳定被假定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威慑的结果。如果世界上核武器数量不多，但八、九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并且有几十个国家具有潜在核武能力，那么稳定又该如何界定呢？23
第二个核时代（14）
其次，我们要建设一个无核世界，但不想回到20世纪的前半期去。那时国家之间战争频发且极具毁灭性。核裁军必然会遭遇常规武器的减裁问题。新体系和政策必须保证无核的世界不会使国家感到发动常规战争更加安全。
最后，还有一个与第二点考虑相关的问题。核裁军最终会遭遇集体安全问题。那么用什么来保证那些处于不安全地区的国家获得安全，例如以色列，或者那些生活在核武器国家的核保护伞下的国家获得安全，如日本？什么样的集体机制能为那些拥有核威慑力或者生活在延伸的核威慑力下的国家提供足够的信心呢？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对于基辛格等提出的倡议表示怀疑，而是要指出现在就应该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批待削减的导弹上，而不是最后一批。美国必须重点采取五项措施，列举如下：
1．单方面削减武器，并激活与俄罗斯的双边减裁行动。美国和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两国都承认它们的核武器库在后冷战时代意义不大。美国首先进行单方面削减武器，随后两国进行双边减裁，这样可以在一夜之间大幅降低核危险，为不扩散机制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现有的军备控制协议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它将于2009年12月终结。2002年，布什政府与俄罗斯签署了《莫斯科协定》，两国承诺到2012年以前，将各自准备在军事行动中使用的战略弹头数量削减到1700—2200枚以下。然而，两国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去销毁那些撤下来的核弹头，而且也没有限制未部署的或者作为储备的弹头的数量。结果是，美国将会保留大约4000个弹头，而且还不算在条约规定保留的弹头之列；俄罗斯可能保留的数量也大致相当。并且，该协定没有核查条款。
没有核查机制的协议只有在相互信任和信心度比较高的关系中才会起作用。如果放任不管，让《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2009年到期，那么在美俄双边关系再度紧张之时，就不会再有什么手段可以对两国的核武库进行核查。近来美国计划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尤其要考虑到美俄关系可能再度紧张的因素。虽然美国说这是针对伊朗的流氓威胁的防御体系；但是俄罗斯反驳说拦截机可以被用来对俄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军备检查机制溃败了；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的互不信任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