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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八次崛起：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7）
应该说，鸦片战争双方都有错，英国人错在他们天生富有侵略性，而大清帝国错在贪污*上，最苦的也就是中国的百姓了，他们成了无人关爱的孤独的受害者。
如果说明帝国时期还因为强盛而不屑于与西方以及海外交往，因而错失了参与全球化的良机的话，那么大清帝国实际上早已注意到西方人在科技上很优秀，在军舰等重大军事技术和装备上存在着一定差距，也有沙俄对北方、新疆边境的侵扰，但满清仍满足于国内的太平盛世，对来自西方的威胁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认识不到而错过，那是一种失误；认识到了还要坚持犯错，那就是犯罪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犯了画地为牢之罪，这在一个人也就是影响一个人的事，但作为统治者就要影响一个国家了。对比1793年马戛尔尼的预言就能看出大清帝国的崩溃并非是敌人有多么强，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清帝国的繁荣昌盛是相对前朝的，在纵向比较之下，大清帝国就差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了，但只要一横向比较，很容易就能发现，大清帝国与欧洲小国相比都显得很没落。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就发现大清帝国其实并不怎么样，他把大清帝国比喻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因此，他当时就做出了预言：大清帝国迟早要崩溃，而“英国会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历史陈述，但在当时，别忘了大清帝国那时候可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大帝国，对比当时大清帝国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有谁做出了这个预测？差距就在这里，马戛尔尼通过一次旅行就看出了大清帝国危险的裂痕，而满清统治者呢？他们也看到了差距，但却刻意回避了，思想的差距决定了行动的差距，而行动的差距最终决定了命运。马戛尔尼提前100年预言了大清帝国的灭亡，提前半个世纪预言了大英帝国必将从中获得巨利，这个预测在当时也许并没有引起英国人太多的注意，但英国人和西方人也早已认识到大清帝国是一个*不堪的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早已是一个共识，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说这话，恐怕又要被送进了监狱，而且，中国人没有人会相信，因为那时候正是盛世。
清帝国从努尔哈赤算起的12个皇帝都称得上是贤帝，他们都足够勤勉，但这12个皇帝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个牛顿所起的作用大。牛顿生于1642年，也就是清入关前两年，他和康熙是同时代人，在清帝国进入中国式的盛世之时，英国也进入到了科学和社会的新时代，不过那时英国还不能称为盛世，因为在清军入关后不久查理一世的脑袋刚刚被砍下来，在清军统一中国南方的时候，英国也正在打内战。克伦威尔和皇太极是同时代人，他们都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在清军和吴三桂向南挺进的时候，克伦威尔也率领议会军在纳西比战役和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击败了王党军，对比是如此鲜明，东西方的土地上同时在进行两场战争，西方的那场战争是代表新时代力量的资产阶级军队战胜了保守的王党，东方的那场战争是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中国仍旧在自己的轨道上循环，而英国已经跃迁到了新轨道上。《权利法案》限制了英国皇帝的权利，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康熙1673年平定了三藩，1684年收复了台湾，1688—1697年平定了准格尔叛乱，他再次加强了中国的大一统集权，英国之后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盛世，中国进入到了康乾盛世，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为康熙歌功颂德道：“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眩＃居钜患摇Ｎ墓炱胗谝模唐谟腻凇！迸６僭蛭⒐於顺瓢允澜绲目蒲Щ。饬礁鍪⑹揽墒谴τ诹礁鑫拿鞑闵稀Ｊ榘⊥ ！∠肟词槔�
第八章 第八次崛起：清朝十二帝没有一个不是贤君（8）
即使不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政策、经济等各种东西，仅从社会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国社会始终是在一个循环中往复：崛起——励精图治——达到盛世——贪污横行——衰落——四分五裂——又一个王朝崛起，如此从信史时代一直延续到清帝国，这已经成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在历朝历代走向衰败过程中，贪赃枉法是其中最有效的润滑剂，历朝历代也都曾大批杀贪官，但结果也总是越杀越贪，因为整肃官纪的实际作用是下级官吏和涉嫌贪污的官吏需要用更大的贿赂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性命，而对上级官吏和监察机关来说，所谓的整肃法纪实际上也就给了他们更多的贪污受贿的机会和名目，因此，依靠一群官吏去制止另一群官吏的贪污，那就是用左手去管制右手，根本不可能的事，反而是两手都更加放纵，“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
没有比较，单论某一件事往往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而且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说得又都有道理，但如果有了比较，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清晰了。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清帝国和1853年时的日本是一样的，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国内状态也差不多，当英国人以30艘舰船和1万人的远征军入侵清帝国的时候，强大的清帝国竟然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而仅率4艘战舰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一出现在日本海岸上，日本也立马屈服了，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和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列强之一，而同治中兴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挨揍的对象。因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改革，而同治中兴，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套组合拳，统统不过是花拳绣腿，玩的都是表面工夫——看似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设备，建了不少工厂，买了不少军舰，但唯独忘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近代化思想。相反，日本改革前首先派出了一个精干的使团，目的就是研究西方各国的思想体制，而清帝国倒也派出了不少，但这些大清使团不过又是一次公款旅游，他们带回来的考察成果和日本使馆的成果简直连对比一下都是对日本使团的侮辱。
看看那些洋务运动的大人物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林则徐说：“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就是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的认识水平。
1861年恭亲王奕䜣上奏《统筹全局折》，主张引进西方技术，他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改革派核心领袖的政治决策水平。
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指导思想。
李鸿章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就是中国重臣的思想境界。
左宗棠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而这番看似幡然醒悟的大论的结论却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中国另一重臣的理论水平。
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国又一重臣的座右铭。
至于康有为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实际上是个保皇派，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还绕口令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实际上，他还是认为皇帝是不能变的。
还是洋务派的对头大学士倭仁总结得好：“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他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就是一班谋臣的改革认识。
到了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建议“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也真是帝国的悲哀了。
这些人都说自己能“统筹全局”，其实一个个都是半吊子，没有一个是真想来一次革命性的改革。从“同光新政”到“百日维新”，清帝国的改革就像是小脚老太太，歪歪斜斜，没有一步走得像个样。
满清的改革如果只是理论水平差还好些，关键是这实际上成了一场官商勾结、合伙贪污的大贪污运动。
其实，官商勾结在西方国家更严重，说它是一个传统也不过分，只不过西方国家的官商勾结大多集中在最高层，也更隐蔽，而且多数时候有合法的外衣，所以看起来不像是中国那么明目张胆。不说远的，就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媒体就报道说有一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公司就成了一个黑洞，悄无声息地赚了很多。这个名叫黑石的公司在20年前还不过是一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皮包公司，但现在它已经是一家管理着万亿美元的大资产管理公司。黑石之所以突然崛起就是因为它有“政府关系”，次贷危机造成一大批公司倒闭，于是也就必须要清理这些倒闭公司的资产，谁都明白，这可是一个肥差。黑石成为美国政府聘请的资产管理公司，它能够得到政府内部关于倒闭公司的一切资料，但最妙的是黑石还拥有购买权，也就是说，它是政府聘请来的资产评估公司，像房地美、房利美、贝尔斯登等公司的破产清算就是由这家公司负责的。在金融资产方面，黑石还插手很多，金融危机中有很多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倒闭，黑石就购买了很多这类金融产品，然后再进行管理或者出售，转手就是一大笔钱。
欧洲的封建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完全不同，封建制本身应该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本身就包含着法治，中国则不然，权与法是一体的，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前，法律主要并不是用来制约官员的，而是为了管理民众的，或者说是为了维护官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