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一击，汉帝国差点葬送在大漠里。白登山一战让汉帝国看到了匈奴的厉害，此后70年里只能依靠不断地送女人、忍受匈奴隔三差五的抢劫度日。汉文帝的时候匈奴骑兵长驱直入杀了北地郡都尉，又一把火烧了汉皇帝的行宫，文帝急调10万兵马拱卫长安，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骑兵来去自如地洗劫一番后大摇大摆撤回草原。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6）
汉文帝为了能与匈奴骑兵对抗，开始了全民养马，整个汉朝北方几乎到处都在养马，这成了国策，不过这也的确收到了效果。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再次侵入上谷、鱼阳，卫青率领数万骑兵出云中，一举收复河套地区，在这设立了朔方郡，长安算是有了一个屏障。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汉军主动出击，这标志着汉匈对阵已经发生了逆转，汉朝由守转攻。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再次向草原深处发起攻击。此后，汉军又数次远征，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设坛祭拜。汉武帝也曾御驾亲征。在汉武帝远征匈奴的同时，还向西征讨过大宛，向南征讨过南越。自元光二年马邑之战开始至征和三年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前后40多年，共计与匈奴进行了15次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匈奴发生分裂，一部分臣服汉朝，一部分向中亚腹地迁徙。但这只是战争的一部分结果，另一部分结果就是汉朝以及整个中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转向另一个轨道。
汉武帝发动的这场战争规模十分浩大，动辄数十万的军队上千里的远征，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没过多久，汉武帝之前汉朝所储备的钱财就已经消耗光了，但战争却刚开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筹钱。最初，汉武帝的一班谋臣还没想到要对经济进行大改革，因为“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是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几代的既定国策，而且收效明显，因此，刚开始还没人敢动这脑筋。但钱总得要筹，于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卖爵位和纳钱赎罪，这可以说是个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既快又省事。在刘邦时期，商人们尽管有钱，但社会地位还不高，当听说朝廷公开卖爵位的时候，他们当然立刻蜂拥而至，因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有了进入贵族社会的门票，另外，有爵位也有不少的好处，最有利就是可以少缴纳不少苛捐杂税。至于纳钱赎罪，谁也不愿意呆在监狱里，只要有钱都会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
但卖爵位和纳钱赎罪两项所筹集的钱款对于战争消耗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接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偏偏这个时候很多地方连年遭受洪涝灾害，地方政府不得不开仓赈济，这顿时让汉王朝雪上加霜，入不敷出。这时，汉武帝从他的谋臣中选用了三个经济能人，一个是孔仅，一个是东郭咸阳，一个是桑弘羊，正是这三个人把大汉帝国的自由经济转向了战时垄断经济。
首先粉墨登场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这两人所出的主意就不是卖爵位、纳钱赎罪那么简单了，而称得上是祸国殃民，因为他们直接从货币入手，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大规模掠夺民间财富。现在，谁都知道通货膨胀是一种掠夺财富的手段，因为西方国家屡次用这种办法掠夺财富，现在美元的大幅贬值就遭到全世界的痛骂。而孔仅和东郭咸阳一出手就显得特别凶狠——他们把白鹿皮剪裁成一尺大小，然后规定这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就是新货币，而其等价于40万钱！40万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总额大概为20万钱，所以，这一尺白鹿皮就相当于两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全部财产！为了保证新货币的推行，汉武帝配合孔仅、东郭咸阳，下了硬性规定。当然，光是推行这种超大额的货币还不够，这种超大额货币毕竟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使用，而真正普遍性地掠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货币的通货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但这是平民百姓节省的意思，到了货币阴谋家这里，其意义就大了，那就是重新发行货币，同时把新货币分为三品，这就等于说，政府公开发行真币、半伪币和伪币，其结果就是政府花费一个原货币的价值，就能换回来两个或者三个货币价值的民间财富，如果简单点说，孔仅和东郭咸阳转眼间就为汉武帝席卷了民间一半的财富。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7）
发大水的人最终也免不了被水淹，全面通货膨胀的结果很快就殃及政府，而这时桑弘羊主义发挥了作用，那就是实行“平准均输”，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只能我用通货膨胀席卷民间财富，不能民间用伪劣货币欺骗我政府。所谓的“平准均输”就是以实物充租税，这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伪劣货币购买货物，而民间则必须用相当于真金白银的实物缴纳租税，两头的好处都归了朝廷，两头的坏处都落到了民间。
如果说卖爵位、纳钱赎罪是捞了一笔快钱，发行白鹿皮、三品货币是大赚了一笔的话，那么这些还都是战争所迫，是一种战时经济的典型表现，地球上很多处在战争期的政府都干过这种事，这些如果在战后被消除也就只算祸害一时，但这些钱还是不够汉武帝的战争支出。这时，桑弘羊三人又为汉武帝出了一个彻底的主意，那就是不再间接从民间、从商人企业主那里分享利润，而是将一些获利稳定又丰厚的行业直接改为官营，并且利用政府有权发布政令的权力，规定其他人不得再经营此行，这样就能够将全行业利润滴水不漏地全部转入政府手中，这就是“盐铁专营”。
“盐铁专营”政策不仅为汉武帝筹集到了大笔军费，而且完成了一个大转变，汉帝国从此走上了官本位之路，后世的朝代也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了。
盐业、冶铁业、矿业、仓储业等这些都是当时的支柱性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收入稳定，获利丰厚。官营的好处是垄断，没有竞争，因此利润可以最大化，这最大化可是饱含血泪的最大化。有那么点讽刺剧意味的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一个论点就是“不与民争利”，但儒家思想恰恰成为维护“与民争利”这个规则最好的工具。
仁义礼智信成了一种规则
儒家学说作为道德要求可以说完美无缺，但作为官场政治的理论基础，那就等于是在为社会树立了一套规则：表面上奉行礼教，实际上遵从厚黑学。这就像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在欧洲和世界的遭遇一样。
孔仅出身自南阳郡显赫的冶铁企业家族，东郭咸阳出身自齐国盐业大亨之家，桑弘羊也是一方豪富，他们在推行新货币政策、盐铁专营政策时，实际上也是在谋一己之私——显然，他们可以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巨额利益，而汉武帝此时正在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置于高堂之上，准备顶礼膜拜。一方面大肆席卷民间财富，一方面将一套仁义说辞供奉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打击匈奴。不错，卫青、霍去病是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但实际上，匈奴只是被打击了一时，没过多久又卷土重来，而汉帝国及后世子孙却从此成了官本位的奴隶，真可谓“功在当代，害在千秋”。
桑弘羊等人还有另外一招，那就是针对中产阶级征收“算缗钱”政策，规定凡是家中有轺车的，就需要缴纳一笔税，如果是商人则要缴纳一倍。这项政策最初规定，这些家庭要自觉申报家产，然后按照这个数额缴税。桑弘羊等人当然清楚没人会那么自觉如实申报，所以紧接着就出台了另一个配套法令：“告缗钱”法令。也就是说，鼓励广大人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谁隐瞒了财产数额，谁私藏了多少财宝，结果是什么？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这和“*”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差不多是一回事，结果就是只要有点钱的人家没有不被告发的。很显然，这项政策的后果必然会掀起一场互相告发的风潮，但汉武帝仍然置之不顾，急于敛财，儒家的仁义哪里去了？儒家的信用哪里去了？汉武帝明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起民众间的互不信任，仍然这样做，难道一场战争就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了吗？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培养了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精神，而政府发行劣币等掠夺民间财富等做法也等于失信于民，但台上国家的政策却是尊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哲学。结果就是，台上，那大大的儒字旗高高地飘在朝堂之上；台下，那一群群的酷吏正在横征暴敛，这种景象就是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骗鬼呢！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8）
这种社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等于宣布了一条规则：我们嘴上要时时刻刻念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条，但实际上我们会另外实行一套。周礼在这一规则上有两点与汉武帝时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及一整套国家制度很纯粹，很淳朴，而且国家没有实行汉武帝这样的明抢暗骗，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周天子为了褒姒一次行骗就毁了国家信用，但直到东周灭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礼的典范；二、周礼是西周、东周的一贯政策，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规则，也不是遍及全民，成为一种全民心照不宣、共识性的社会行为规则。
在经济领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得到支持才行，所以，汉武帝也需要树立一个单一思想，就像秦国需要法家思想一样。有些人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虽然是修史的，但一个班固还造不出这么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没造假暂且不去争论，有一点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分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话说得很明白，也很直截了当，“统纪可一”、“民之所从”，汉武帝要的就是这个，这就够了，至于孔子学说中的那些高尚无比的道德信条究竟能有几样成为现实无关紧要。
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占据了主统地位，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这些信条却没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更没有成为官场的行为准则，相反，中国历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权谋之术——很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只诞生了包公、海瑞这样屈指可数的几位“青天大老爷”。看看包公和海瑞做的那些事，实际上不就是身处其位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吗？可是他们却成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满朝官员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这些官员不说全部都应该是充满智慧的高人，至少也应该是清官吧。包公、海瑞这样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也就是说，奉行儒家思想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大片的淤泥，这样的结果到了社会那里，到了民间，就成为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聪明点的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才是读透了六经，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要不就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仁义礼智信，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即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可以说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人性本贪，但社会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儒家思想就成为这样一种规则：外儒内法。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9）
所谓“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官员实行的都是内法，即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