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亚洲周刊》的报道，黄光裕2008年春节回了一次老家。由于他拒绝资助老家凤壶村修一条排污沟，以至于当地村民们对这位“中国首富” 颇有微词，认为他“贵为首富，贡献太小”。
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变成无法忍受的刺痛
等黄光裕在南方边陲的小乡村长到10岁、正在走街串巷为如何捡到更多的废品而绞尽脑汁时，中国却在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共和国这一系列的心跳和脉动，都将最终影响到这两个叫黄俊钦和黄俊烈的男孩，虽然当时他们还浑然不觉晓。
197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浩劫宣告结束。但直到2年后，僵硬的思想才开始松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确立领导地位。此后长达20年，虽然中间历经波折，但这位“东方小巨人”却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其中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压力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在农村里，因为长期的城乡割裂和人口的过量繁殖，已经造成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另外，在*中，大量城市的过剩劳动力都被“诱导”抛向了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分所谓的知识青年开始觉醒，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据*中央文献室编着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载：“*”以来至1979年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到1979年2月，高达760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洪水般涌入城市，加上原有待业青年，使整个社会的待业人员达到了2000万，这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类似于黄光裕父母亲一样的农村贫困户从事手工业和小生意的机会，也才有了北京等大城市的知青摆大碗茶的热闹场景。
当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便马上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离黄光裕家乡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在一首《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里，表达了当时人们此种沉重尖锐的痛感：“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生存的欲望企图冲破一切束缚。于是，在安徽凤阳，18个面色饥黄的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红的指印；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生机。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道，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燥热的民间经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推动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凝聚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企图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那些先进的经验。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着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上。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前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他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一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僵硬的流通体制，被白蚁般的倒爷啃得千疮百孔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
那些沿海大批新生的小工厂，绝大多数人是当年的偷渡客创办的。后来闻名全国的“指甲钳大王”梁伯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在1980年前后，浙江温州、台州地区，广东潮汕地区也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国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和地区隔离和差异等滋生的权力*，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但愈来愈多的“倒爷”如肆意繁殖的白蚁般，已经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令政府最头痛、商人最害怕、民众最痛恨又最亢奋的四个字，就是“投机倒把”。而对遍地的“投机倒把分子”，政府的态度飘忽不定、时紧时松。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
1982年，因为广东、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中央有人点名批评这些地区的领导是在“放羊”，放言“如果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并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广东省委领导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进京，并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检查。
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在当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在内的8个私营企业主，因为涉嫌“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的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评价：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去，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块钱，但不久后，便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只有短短的3年；1984年从社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1985年，还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内，海南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汽车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前两年风传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以知名作家王朔及其朋友为原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故事。电视剧中对这种“投机倒把”热潮有着真实的描绘……一帮北京大院出生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打架、泡妞的荒唐岁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一夜惊醒，纷纷从北京跑到遥远的南方去做生意。他们在广州租下某个宾馆作为据点，然后深入南方的偏僻城镇寻找走私电器。弄到货后，在广州的宾馆里足不出户，转手就倒卖给大批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的大小倒爷们，赚上一大笔差价。到最后，在金钱的利诱下，他们开始收藏起曾有的炽热理想和纯朴情义，用几台真的电视做样机，然后弄一屋子装满砖头的电视机纸箱，到处招摇撞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正在一片喧嚣中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潮汕和江浙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肩背手提，把这些紧俏的电器迅速地倒卖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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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无非有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港元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加上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冒险行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断，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