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得出产权证，是有主的。国有企业产权，就如同香港的土地（非私有）和美国的公有土地（约占1/3）一样，都可以有明确的产权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郎咸平等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张维迎等先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还得讨论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之所以不明晰，是因为其产权无法量化到个人。试想，现代企业的主流——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个可将产权或资产量化到个人？可是，这些学者认为股份公司的产权是明晰的，这岂非自相矛盾？
国有企业、私有企业：谁的效率更高？
郎咸平先生认为，只要有良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国有企业的效率就会比私有企业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只有私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才能提高效率。
我认为，两方的观点都不正确。因为企业效率与企业所有制形态无关。
在海外，很多国家拥有数量不菲的国有企业，而且效率都很高。如新加坡，国家控制的股权占23％，瑞士占14％。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占11％，法国的占13％，意大利的占。再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效率很高，它甚至将日本著名的私有公司——日产，给收购了。
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我认为，原因有三：（1）外部因素，即缺乏其他形态企业的竞争，缺乏外在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如中国的邮政、铁路，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与之竞争，于是缺乏动力，服务态度差，营运成本高。又如，众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尽管有一些被揭露出经营存在重大问题，但难以退出市场，有关部门人为地设置一些退出壁垒，如所谓的ST制度，让其苟延残喘，不需进取。（2）内部因素，即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半机关化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老板一般都挂着行政级别，如科级、处级、司局级、部级等等不一而足。企业老板可以调到政府做官，也可调到其他部门。这样的企业，无法设置良好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也就很难搞好了。（3）企业办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单纯地归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大而全”，“小而全”。我曾考察过一些国有企业，它们什么机构都有，如学校、医院、公安、消防等等，一个企业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社会负担太多。这些负担如果加诸私有企业身上，能搞好吗？不可能。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按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设置和经营，没有各种负担，不存在行政的不正当干预，国有企业会很有效率。同理，如果私有企业被加诸这么多的“附加因素”，单纯的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私有企业也是搞不好的。
现在，很多私有企业也是因为外在干涉而经营举步维艰，比如说，不请客送礼，营业执照就办不下来，就别想经营顺利……这其中的寻租问题，难以言说。又如，北方的私有企业没有南方的发展得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方私有企业的外部负担相对较少或很少，南方的政府部门如工商等为企业发展创造的环境相对优越，市场竞争相对公平合理。
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
根据媒体报道，郎咸平等先生反对国有企业改革，如果真的是这样，则郎先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我不认同张维迎等先生的产权制度改革观，但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必须退出一部分，让私有企业等企业形态加入市场中，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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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2）
我之所以坚持国有企业改革、退出一部分，是因为，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垄断市场，必然导致市场发育滞后，缺乏效率，不引入其他形态的企业展开竞争，这个市场必然是死水一潭，无法充分竞争。竞争产生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这个观点是经济学的入门道理，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当然，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企业垄断了市场，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即引入国有企业，展开竞争，提高效率。
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坚持两个原则：
（1）效率原则。这一点，相信郎咸平、张维迎等先生都会同意。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论证的那样，郎、张两方各执一端，都把问题向极端推——郎主张国有化，张主张私有化。其实，两种做法结果都会导致垄断和低效率。所以，以提高效率为目的或原则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塑造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即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破除各行各业的进入门槛（壁垒），让各种类型的企业参与竞争。
（2）公平原则。我这里所说的公平，是游戏规则的公平，而非终点的公平。我说的规则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冲突关系，而是促进关系，即规则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没有规则公平就没有效率。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改革成了少数民营资本狂欢的盛宴，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些国有企业退出过程中缺乏公平、公正，于是，一些人通过暗箱操作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2004年10月8日
〔附〕
林毅夫与Ted先生对本文的点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2004年11月16日在给我的私人邮件中称：“大致同意你的观点。”
美国RFA的Ted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电子邮件中说：“I have perused your article；and I must say it is well written with seminal points of view。 I cannot write such poignant papers； and I have learned something from your thoughts。 Please remember： I am not writing all this in a sycophantic tone to please you； and that’s mainly why I sometimes would like you to sit on my dual discussion panel； or seek ments on some economic issues。”（“我仔细阅读了你的文章。我认为写得很好，观点很有创意。我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论文。我从你的思想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请记住：我所写的这些，并非要取悦于你。那就是我有时候邀请你作为我的双人谈板块的成员，或者请你评论一些经济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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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蚕妇怨？（1）
谁解蚕妇怨？——就剥削问题与萧灼基先生商榷
萧灼基先生表示，私营企业的资本来源可能并不完全是剥削，但利润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剥削。即使有的企业家最终破产了，也同样存在剥削。萧先生的“剥削”观点并不新颖，古代诗人早已声情并茂地讲述过了。剥削理论的错误在于，它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分工因素。
2001年底，在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商业资本论坛”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萧灼基先生认为私营企业存在着剥削。萧灼基先生表示，私营企业的资本来源可能并不完全是剥削，但利润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剥削。即使有的企业家最终破产了，也同样存在剥削。破产企业与发财企业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管理，尤其是决策。
萧灼基先生的观点并不新颖，中国古代诗人早已声情并茂地讲述过剥削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发现，剥削理论站不住脚。
有一首流传甚广的唐诗，说的是一位养蚕的妇人进城的所见与所感：“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诗意思很浅显，按照当前的注解，它说的是：劳动人民辛苦劳作，但果实都被剥削阶层不劳而获地占有了。类似观念或观点，在中国古诗词中，不在少数。如《诗经·国风·魏风》的《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汉朝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也讲过这种现象：“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钱钟书认为刘安的这些话只算得上是“轻描淡写”，没有把“为者”和“用者”双方苦乐不均的情形对照起来，不像后来唐朝一句谚语那样衬托得鲜明：“赤脚人乘兔，著鞋者啖肉。”唐代其他诗人，如孟郊的《织妇词》、郑谷的《偶书》、杜荀鹤的《簪妇》，宋朝诗人梅尧臣的《陶者》，都有相关论述。当然，这些诗基本都是用对比的方法，甚至不加任何论断，但“简辣深刻”。而罗隐的《蜂》则用了比喻的手法，其中流传甚广，至今依然经常被引用的一句是：“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些诗句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蚕妇等“劳动人民”是被剥削的对象，对那些“不稼不穑”但“取禾三百廛”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但遗憾的是，诗人们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策略。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提问的意义是：它的意义是一个方向，且唯有根据这个方向，合理的答案才能给出。提问将被探讨者置于一个独特的面相下。当提问出现时，它仿佛冲破其对象的存有。因此，用以说明开放出来的存有之语言，就是一个答案，它的意义在提问的意义中。”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时，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文字，其实已经隐含了意向上能够接受的答案。所以，人们常说，正确的问题本身已经解答了问题的一半。提问者，必须先考虑所提问题的“问题性”，也就是说，是否是“问题”。
那么，先假设这些诗人们所提的问题是“真”的“问题”，则那些“统治阶级”的所有享受品，包括住宅、服装、粮食、蔬菜、车、日用品（包括锅、碗、瓢、盆等）等，必须自己去劳动，自己手工制作。例如，某位“地主”想穿衣服，则他需要先知道怎么制作衣服，需要付出代价，学习技术。然后是动手制作工具，如织布用的梭子等。种桑养蚕，蒸茧抽丝，然后纺织成布匹；再采矿，烧炭，炼出铁，制成针，打造剪刀。用剪刀裁布，用针缝制，衣服终于可以穿上了。可是，这样以来，为了穿衣服，花费的时间，恐怕至少需要半年（养蚕就需要几个月）。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社会所有的人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了。当然，也相应的不存在买卖（交换）了，不存在合作，不存在市场，最终也就不存在经济发展甚至人类文明了。
所以，分工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有一个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引用而广为人知的小故事——“小铅笔的家谱”，说得极其形象，很有说服力：“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分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谁解蚕妇怨？（2）
其实，一些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国风·卫风》中的《木瓜》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