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西方（主要是美国）已经接受了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冷战时期紧密的政治盟友）。尽管当时有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里根政府态度强硬，并没有屈服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340亿美元激增到2005年的2020亿美元。这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多数时候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妥协。
全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政治趋势异常敏感，而今，欧洲和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支持正在增加。冷战结束之时，美国和欧盟之间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分歧就存在，只是未能引起注意。冷战一结束，美国立即继续推行它所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对比，几乎是冷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从思想上退回了“欧洲城堡”。这在欧洲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态度上清晰可见。该回合开始于1986年9月，应于1990年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干扰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欧盟失去了保持边境开放的兴趣和动机，也就给了贸易壁垒更多的自由空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谈判的速度和进程。由于欧盟不愿对农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这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协议的达成。欧盟企图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中已讨论过），并试图最小化乌拉圭协议带来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都不打算接受与贸易相关的惩罚，尤其是对出口补贴的惩罚。1990年布鲁塞尔的部长级会议原本打算结束为期4年的乌拉圭谈判，但由于欧盟反对加入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条款，会议中途流产。结果，又经过3年的谈判才达成了农业协议。
1993年，美国迫使欧盟停止它的反对立场，结束了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首次组织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除了欧盟各国，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清楚地表明，即使欧盟不合作，美国照样会把注意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这一手段发挥了作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致电法国总统密特朗，并说服他妥协。当有人要求欧盟的高级谈判专家解释这一突变时，回答是：决定性因素在于APEC的决定，因为“APEC展示给我们的是，你们拥有选择权，而我们没有”。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结束。
乌拉圭回合的背后隐藏着*裸的复杂故事，充满了阴谋诡计。贸易谈判的内容当然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因为满是术语和公式。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专家非常精于此道。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乌拉圭回合中关于农业部分的谈判情况——来说明一下其中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这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中，有3个关键角色：美国、欧盟和凯恩斯集团（the Cairns Group，一个由14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乌拉圭）。美国热衷于大幅提升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度，渴望降低保护并支持准予欧盟生产商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行事。欧盟却不想达成更大的贸易自由，它所急于达成的只是可以置于关贸总协定中的可行妥协，目的是最小化未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作为一个纯粹的农产品出口商，凯恩斯集团通常情况下都能从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享利益，它强烈要求降低保护并支持发达国家的开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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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1）
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
科学与技术
亚洲人文精神的解放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吸收和应用西方智慧的第二个支柱：科学与技术。直到大约17、18世纪，亚洲的科学发展还几乎是与欧洲并驾齐驱。而后，欧洲在科技领域爆发了无数的创新，开始遥遥领先。
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深信不疑，西方思维方式是在科技领域胜出的唯一关键。尽管我们还未彻底明了西方能够遥遥领先的原因，却知道亚洲落后的几个原因：摈弃物质世界的宗教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思想缺乏信仰；对权威的自然顺从及缺乏批判精神。这种西方和亚洲思维方式的差异曾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
但亚洲逐渐开始主宰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曾经看上去有点残缺的亚洲思维正以势不可当之势进入科技研究领域。2006年10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亚洲的伟大科学实验》（Asia’s Great Science Experiment）引用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其中，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预测说，到2010年，世界90％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身居亚洲。如果这一预言得以实现，就代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业技术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该文还指出，亚洲国家大大提高了科学领域的财政支出：1995—2005年间，中国政府将其用于研发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倍，从提高到；韩国的研发基金也从1994年的9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94亿美元。这种巨额投入吸引了大批亚洲资深科研人员纷纷从西方回国效力。当时西方国家的科研预算有的停滞，有的甚至缩减。（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用于物理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原本是按GDP的1％来支出的，但30年来一直在缩减，2003年竟降到了不足。）这种科研的推动早已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效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亚洲高科技领域出口的全球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而同期的美国却从31％降到了18％。与此同时，亚洲在科技出版物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5％。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曾于2007年1月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全球科技趋势国际会议）的成员查尔斯？利德比特这样说：“美国和欧洲科技领域创新的卓越性不可忽视，或许我们现在说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如何转移和转移的速度有多快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重心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进一步说：“这种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知识资源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亚洲科研领域的勃发是几十年前一些明智决策的结果。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智慧超群且魅力无限的领导人，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印度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创建了首个印度理工学院。而后又陆续创建了6个理工学院分校，分别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印度理工学院和鲁尔基印度理工学院。能进入这7所院校完全要凭学习成绩。在印度巨大的人才库中，只有1/50的申请者能够幸运地进入这所大学，这保证了印度理工学院最终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库。而印度理工学院的联合入学考试又是全球最难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分别是和，而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却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视率颇高的《60分钟》节目副主播莱斯利？斯塔尔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加起来，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2）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此类极具天赋并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奇才被欧美一些富有的科研机构挖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只脚在印度，另一只脚却在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从表面上看，这对印度是种损失，但好在还有明智的声音，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为此事辩解：“人才流动总好过人才躺在下水道里，白白地流失了。”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成功为印度作出了两大具有纪念意义的贡献：其一，极大地强化了这个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其二，很多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印度人纷纷开始回流，重返印度。他们归国时，既经验丰富又财力雄厚，这为印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著名印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曾这样说：“这些移民者经常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代表西方利益工作，他们利用外国的所有机会在各行各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他们又带着所学的技术和资金回国效力以辅佐自己祖国的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海外现金汇款额翻了一番，到2005年已达220亿美元（中国以210亿美元紧随其后）。过去的10年间，印度的累计汇款总额已达1540亿美元。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已经成为“帮助印度GDP年均增速达到甚至超过10％的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散居海外的印度人逐渐聚焦于辅佐印度获得成功。印度企业家协会是一个有万个印度企业家会员的全球组织，其主席阿普弗？巴格理说：“10年前，印度企业家协会会员的主要口号是‘我们如何进入硅谷’，而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该如何与印度接轨’。”
这些故事证明了西方的观点，它们认为只有以西方科研巨擘为楷模，学习它们先进的方法，才能促使伟大的印度智慧开花结果。如果没有学习，这些伟大的智慧可能还只是颇具竞争实力，却不会抵达科研成果的新高峰。
但这一西方论调没能搞清楚的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大学或是西方科研机构待过很长时间。一些国产的成功案例表明，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推动西方科技研究领先的“神奇的”发展因素，现在已渗透进亚洲文化的脉络。亚洲人不再认为，对西方科研永远难以望其项背，而是相信靠自己也能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已经意识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有时必须要与科研领域的民族意识作斗争。
有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2007年7月任满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他是无可争议的印度导弹之父；另一个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印度领先的科研机构）总干事拉古纳斯？阿南特？马什尔卡博士。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
西方是什么
为了解释西方世界对亚洲无可否认的崛起的最新反应，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的本质和历史。
从地域概念上讲，西方包括北美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欧盟的27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都自称是西方国家。像所有的国家一样，西方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如经济和军事利益，这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我们又可以毫不吃惊地说，它们为亚洲的崛起感到头疼。在与亚洲的物质竞争中，它们感到的是真正的失落（当然不包括它们的获得）。
从哲学维度上来定义西方就很难了。难道可以从它们共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身份来定义？事实上，所有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而非佛教、印度教和*教）。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又具有强烈的非宗教性，犹以欧洲为甚。它们更愿意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哲学之根。
毋庸置疑，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单却具革命性的平等思想和个人尊严都是西方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在这些简单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深藏的宝藏得以开发并最终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哲学意义上的西方还把人类的知识提升到了伟大的高度。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要是西方的贡献。实质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从西方学术和智慧中获益匪浅。
然而，由于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所以，它完全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西方。我们可以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中清晰地看到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