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摩洛哥或马来西亚，感受到这些闪电刺激的*社群，都坚定地认为西方才是罪魁祸首。
美国和英国作出的2003年3月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决定，将作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被历史铭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蠢行。近来极少有灾难会有这么*度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对国际法的破坏。2003年以前，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趋向于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第一，作为自卫而使用暴力；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和英国为寻求入侵伊拉克的授权而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出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美国和英国知道，按照国际法，它们入侵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明确授权。当决议草案被直接否决后，它们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场战争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大量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是国际法的主要监管国。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的国际法的丰富素材，许多都是这两个国家给全世界的馈赠。美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建立了支撑国际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并且提供了在实践中遵守该法的政治意志和动力。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它们也不会放弃它们所扮演的国际法主要监管国的历史角色。
美国和英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继续扮演它们从前的角色，其中包括控制和管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3年开始，美英两国频繁地呼吁伊朗和朝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者怎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强制执行者呢？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还让人怀疑我们目前多边秩序的合法性，并会造成全球性的犬儒主义和幻灭感。例如，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中，印度的亿多穆斯林算是最不激进的了。然而，他们也因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对西方产生了幻灭感。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印度的穆斯林卷入了英国2007年7月7日那场未遂的恐怖袭击。现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愤怒和痛苦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世界。
通过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小布什发动了战争，它以美国国内法赋予伊拉克战争以合法性。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国会就是最终的合法性权威，所以国会的授权就消除了所有从合法性角度对战争的反对。然而，按照国际法，这场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而国际法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产生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概念不能共存。美国国会对待国际法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迫别人遵守，自己却不遵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2）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法，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包括菲利普？桑德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英国国际法律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桑德斯还与一位英国戏剧家尼古拉斯？肯特一起创作了一部戏剧《责问》。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应该为非法发动伊拉克战争负责，英国政府有可能使非法发动战争的内阁成员和军队走上被告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力量和勇气的日渐增强，在适当的时候，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案件肯定会在那里开庭审判。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因素已经在全球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战争的执行过程奇差无比，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战争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如何“不去”入侵或占领一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许多官员都被认为是“称职合格的”。然而，就是这一批在国内有良好公共服务记录的官员，发动了这样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一个合格的入侵计划应该以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开始，并弄清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不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匆匆地研究一下，也会发现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主要的民政机关及治理方式。在入侵前就应该确定好一些机构的去留问题。再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需要保护的国宝，借此显示虽然美国实施了占领，但还是尊重它要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所关切的事物。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没有做到。相反，却作出了灾难性的决策。美国推进*，却没有首先考虑如何保护人数较少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是把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这显然意味着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前两者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美国*政体建立之初，开国元勋约翰？杰伊说过，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快建立*政体，是因为其人民“有相同的祖先，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坚持相同的政府治理原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他还说，他们确实是“一伙兄弟”，而且“永远不该分裂成一些彼此孤立、相互嫉妒和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鉴于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构成，一些人本应该想到，在那里引入*显然并非易事。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一个更具灾难性的决定被作出，即解散政府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大量牢骚满腹、愤怒不满的失业人员的出现。
在历史上，入侵和占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2年2月，在新加坡，日军以3万兵力大败9万英军。李光耀是日本占领军的受害者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占领是如何的顺利：
我想起，1942年2月日本人攻占了新加坡，9万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沦为日本人的战俘，但日本人丝毫没有触及警察和民政部门，在日本军官的控制下，它们照常运作，英国人仍然负责基本的事务，如煤气和电力。除了留下一小支守备部队外，在半个月之内，3万日军大都离开了新加坡，前往爪哇。如果当时日军俘虏英军后解散警察和民政部门，那肯定会造成一片混乱。
相比之下，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并不注意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为糟糕的是，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获知巴格达博物馆被抢劫一空时，他只是冷漠无情地说：“事情发生了。”而不同的是，日本人保护了新加坡的国宝，其中包括著名的植物园。在入侵后的第一天，一位日本植物学家从东京飞往新加坡，直奔植物园。他说，英国的园长和主管应该好好待在原地履行职责；他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压制他们。实际上，在植物园里，这位日本植物学家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些漂亮的动植物照片。直到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那里。
2003年，在伊拉克，意识形态胜过了常识。按照常识，军队和民用服务部门应该保留下来，虽然其中很多成员会因为与前政权的瓜葛而存在污点。然而，美国官兵不可一世的傲气出人意料。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伊拉克的邻国，而实际上任何一个邻国都能轻易地预知，伊拉克逊尼派会发起猛烈的抵抗。实际上，在战争前，一位资深埃及外交官就曾极为准确地向我预言过那些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所有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盟友。为什么美国不去咨询埃及呢？
伊拉克战争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逊尼派*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新的恐惧感。许多逊尼派*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认为，现在该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时对付两个敌手。因此，毫不意外地，阿卜杜拉国王利用2007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特别会议的机会，重新提出了他的长期解决方案，即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这一地区的和平机遇可谓千载难逢。机敏的美国政府本该抓住这一机遇。但不幸的是，美国所做的，仅仅是在巴以危机上刷新其无能的记录。
中东真正的悲剧在于，和平就在眼前，但可望而不可及。清醒明智的旁观者一致认为，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1月设计的《塔巴协议》为永久解决中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特*准备接受这一协议。如果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一致的，它就应该努力使《塔巴协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最初，小布什政府似乎准备支持两国方案。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投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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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1）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为清楚地解释了世界必须进行变革的原因。在2006年12月，他说：
正如战后整个世界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现在世界也必须为未来岁月里新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便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助于新的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全球机构和新的全球“博弈规则”。这也意味着，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
重构最终将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的天生的领导者，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做好入围的准备。之所以会容易，是因为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因此，我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由于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原则来创建社会和政治秩序。三条最佳原则都是西方的：*、法治和社会正义。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简言之，希望是存在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天生的领导者。
实际上，现在真正能领导全球的候选人只有4个：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实体都没有作此尝试的能力或历史权威。
显然，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导角色的最强大的候选人。正如我在上一本书《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中所证实的，美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945年在美国主导下缔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给予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是美国首先发起了目前全人类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美国还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他们愿意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当台上的政府没有履行全球责任的时候，美国的公民社会就会动员起来改变政府的政策。
但是，2008年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自信。冷战早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毫不犹豫地向日本提供自由贸易通道。他对美国超强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果杜勒斯今天还在的话，他肯定弄不明白卢？多布斯夸张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卢？多布斯及其封闭的心智代表了美国的新面孔。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在安全领域，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傲视群雄，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完全是个错误。“9？11事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然而，美国并没有与世界重新接轨，相反，它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2）
欧洲也像美国那样，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天然的候选人。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着世界历史。在伦敦或者巴黎，柏林或者马德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现在的欧洲处于完全和平时期，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范。欧洲已经制定出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其成员国的行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有助于催生一个遵纪守法的世界。
但欧洲没能把它这种良好的影响扩展到其领土之外。不管是巴尔干还是北非，都没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