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带领农民致富，也是他在当时有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提出异议的时候，给刘永好吃下了定心丸。如果没有钟光林的支持，也就没有刘永好的今天。
1。“第一台国产音响”流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差很大。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另一方面，1000多万的已经回城和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国策是先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1979年1月17日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彛⒐鸥�5位工商业界知名人士说的话，这句话一传开，全国工商界为之震动。就在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还有一个曾经在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担任供销组长的叫尹盛喜的北京人，靠几千元贷款，带领一帮返城知青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若干年后，他将“大碗茶社”办成“老舍茶馆”，并在老字号林立的前门楼前站稳了脚跟。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8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哗”的一下喷涌而出。可以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动力。
从1978年起，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当年，他们卖给政府的粮食，相当于过去26年的总和。从1979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就在城市改革还没有形成浪潮的时候，拥有8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副业、办实体，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1982年，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农村又出现了新的一轮建设热潮。这时候，刘永好生活的古家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政府鼓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可以发展多种养殖，原来的社队企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企业，农村已经出现了专业户，农民的手里开始有点钱了。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2）
如果不是1980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恐怕刘家四弟兄各自还守着自己的“铁饭碗”，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1980年春节，当邻居们都在热热闹闹地置备过年的食物时，刘家却显得冷冷清清，因为没有钱，心里早就打消了过年要吃好一点的念头。不想，二哥刘永行4岁的儿子偏吵着要吃肉。而当时肉太贵，实在买不起。为精打细算，刘永行就花6块钱去买了一只鹅回家打算过年。但等到晚上准备宰杀时，才发现鹅早跑得不见了踪影，全家找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快到嘴边的肉“飞”掉了。刘永行不得已在路边摆了个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地摊，从初一到初七，短短7天，竟挣到了300多元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干一星期就能赚到10个月的钱，这种做法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四兄弟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能不能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促成刘永好兄弟下海创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父亲刘大镛的去世。父亲刘大镛因为长期心情压抑，病得不轻，刘家兄弟每人每月给老人5元钱，但最终还是没有挽住父亲的生命。当时刘永好的工资每月38元，与爱人工资加起来不到80元，着实不宽裕。
我们不应该这样穷，我们不应当这样闲，四兄弟达成了共识。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这是四兄弟的特点。四兄弟从小都是喜欢折腾点事的人，何况，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四弟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老二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是他们非常在行的事。
大哥刘永言从小就喜欢科技知识和小制作，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会用牙膏皮和玻璃片自制显微镜和放大镜观看蚂蚁是怎样吃东西的，他自制的矿石收音机能够收听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小时候生活的古家村没有电，刘永言通过自己的钻研，做出了简易发电机发电，使小灯泡亮了起来。后来，在新津县还没有一台电视机的时候，他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1973年，在国营906厂当工人的刘永言因为专业技术特别出众，被推荐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二哥刘永行在1977年参加高考前在街道小修理铺修理收音机，是新津县首屈一指的修理师傅。刘永行是当年的理科状元，但由于家庭有“历史问题”，结果与大学无缘，录取到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刘永好因插队时在乡下表现出色，于1973年被推荐到四川省一所名叫德阳机器制造学校重点中专上学，学了3年，算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他心里面觉得，工人、农民、解放军，有这样的一些群众组成的学员，心里感到特别兴奋，他每天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第一次感觉到，读书是如此的快乐。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属于工科学校，那里的学生有很多时间在工厂里面实习，所以这段时间刘永好学会了很多有关机械的基础知识，比如画图、设计等，同时也进行了很多机械实践活动。他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是机械和电子，这两门都是他喜欢的课程。
刘永好所在的学校四川机械管理干部学校经常要对一些大型企业的、中央级的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进行短期培训。刘永好担任的课程是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为了上好这门课，刘永好还买了一台计算机，为学校建了计算机室。为了帮助刘永好搞好教学，大哥刘永言带头，率领四兄弟一起动脑筋设计了一个音响，那个时候市场上根本就没有扩音器、音箱之类的东西，这样，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他们给这台音响起名叫“新意音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3）
这时候正好赶上四兄弟萌发了下海创业的想法，于是，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创办电子工厂。他们出技术和管理，生产队出钱，双方五五分成。这件事情很快报到公社。公社书记大发脾气说：“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刘氏兄弟的建厂美梦胎死腹中。
后来，每次提到这件事，刘永好都深表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的音响只能成为我所在学校校办工厂的一个产品。后来，这个产品为学校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居然还被评为省级科技成果。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尽管“第一台国产音响”没有获得“准生证”，但刘氏兄弟的创业激情却被点燃了。做一个受人羡慕的“万元户”，刘永好暗自在心底发誓。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能做什么呢？搞音响投资大，而且框框条条太多。思前想后，不如回到农村去，搞养殖业不需要太多投资，技术含量也低。更主要的是，农村已经有了改革开放的环境。
2。脱公服下海
创业的火花一经点燃就很难熄灭，四兄弟一有时间就凑在一起谈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他们有时候甚至通宵都在商讨他们的“创业大计”。1982年8月的一天，四川省新津县一家小院里，刘家四兄弟正式举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方桌会议。
桌子的四方坐着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就职于成都906计算机所；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工作；老三陈育新（刘永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他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手里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对他们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却偏偏不安分。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终于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回乡创业，对于三哥陈育新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他从两岁时因家庭困难过继给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民家起，就一直是农村户口，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已经在乡下务农12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农学院。大学毕业后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摆脱了农民身份，如今，才工作不到半年，这个满脑子农药化肥、猪仔鸡娃的农技员，又想回到那片熟悉的热土上挥洒青春热血。他提议说：“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在成都当老师的四弟刘永好也不示弱，他握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1977年参加工作时拿28元工资，现在拿38元工资，工作5年时间才涨了10元钱。我情愿冒点风险下乡当农民，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这充满着浪漫色彩的话语，道出一个热血青年发自肺腑的决心。
当时他们都太穷，没有创业的资本。找人借，谁能有多少钱呢？他们也曾经向当地信用社申请过1000元贷款，但在他们下海时的1982年，国家对民营企业贷款还没有任何政策，相关部门总是用“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推诿，贷款最后还是没批（关于民营企业贷款问题的相关政策直到10年之后的1992年才出台）。于是他们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件，硬是凑足了1000元的资本，买了一些设备，又从县供销社购买了2000只小鸡。三哥陈育新在古家村成了家，有几亩自留地，他把住房改成育雏室，地里也种上西红柿、花菜、白菜等。他们种的庄稼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因为土地少，在种植上扩大不了规模。于是他们就往养殖业上发展。这样，以陈育新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呱呱坠地。三哥陈育新也就在乡下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就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开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4）
当“育新良种场”的养殖和孵化走上正轨，鹌鹑、鹌鹑蛋和鹌鹑饲料在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的时候，1984年，陈育新率先提出辞职，以便把整个精力投放在他们的养殖和孵化事业上。“辞职”这个词，现在人们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时私营企业命运难料，只有国营企业才有可靠的生活保障，那时人们要辞去有保障的“铁饭碗”，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陈育新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提出“停薪留职”的人，在社会上自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议。1985年，四兄弟的事业超常发展，二哥刘永行于是向新津县教育局递交请“备案除名”的辞职报告，准备与陈育新“共担风险”，并打定主意“如果失败，我和老三另找出路”。尽管教育局很长一段时间不批，但刘永行还是毅然走出来了。随后，1986年，大哥刘永言正式辞职全身心投入。刘永好因为在学校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到1987年也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当时他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元的财富。
因为三哥陈育新和二哥刘永行先行下海，按照四兄弟商议的结果，他们理应多得一些股份，但随后，他们自愿要求与其他兄弟的股份同等，放弃了原定他俩比别人多的股份。
3。从人民教师到市场小贩
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刚到古家村的时候，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而是找了两块废钢自制；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做，大年三十晚上他们兄弟四人竟在一起敲废铁桶制作孵化器。为了建工厂，刘永好从成都买来一拖拉机旧砖，而古家村道路狭窄，连拖拉机都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两公里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把一车砖给搬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