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当然离不开GD的增长。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偏离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发言权，离开庞大的国民产值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怎么有可能？当然，离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也是不可行的，没有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模式，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能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低质量也必将影响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和赶超美国是国际经济政治的一件大事。194年，正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国经济总量也在这一年超过了大不列颠一跃成为世界龙头，到今年这样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了整整113年，无论是20世纪初的后起之秀工业化德国，还是后来的两极争霸的苏联，还是190年代狂飙突进的日本，虽然它们都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苏联一度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日本在经济鼎盛年代其经济总量甚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赶超美国的梦想都一一破灭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竞猜，谁是美国经济龙头位置的终结者。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美国是否能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94…2024。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改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我们正在改写世界历史。
三随着世界历史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崛起的舞台展开，中国，这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将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的农业人口正式转为城市居民，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被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化增长所吸纳，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从2010到202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可能更快。我国现在的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40％，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这其中只是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正式统计，而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依然被计算在农村人口之内，所以即使按照现有的每年1％的城市化速度，20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也将达到60％或更高，而农村人口将低于40％。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浪潮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将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总量和份额计算，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将远远高于农业。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将改变这些居民的命运，也将改变他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欧美国家难以想象的，美国历史的城市化浪潮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国城市化浪潮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带来的经济加乘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新近迁入城市的居民将带来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持续拉动中国的各项产业的发展家居，住房，日用电器和消费品，也将成为潜在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建立大量的新兴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附近将建立大量的卫星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将发生非常深远的变化。
四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GD主义增长模式将得到转变。我国在197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增长非常类似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到0年代时期的增长。不仅时间长度颇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估的货币汇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发展的产业属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不能代表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从正面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通过大量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出口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本和外汇储备，从而脱离了资本短缺的年代进入了资本相对富余的时期，而且跨国产业大量的群聚述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也带动了研发企业的投资。当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大致完成后，由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的逐步丧失，更由于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西方国家要求货币升值的压力随即而至。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本国货币的汇率升，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迅速撤出述国家和地区，投资到更加便宜的国家。日本在0年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四小龙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中国在2000年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迄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表现都相当出色，在危机和挑战中，成功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大规模地投入研究、开发和高科技领域，通过内部管理和生产线的革新，通过技术变革，也通过勇敢地告别了传统产业，将国家的产业跨越到更高的阶段。当然，日本和四小龙也经历过相当一段阵痛时期，在这段时期，失业率有所升，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国民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毕竟在乐观氛围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遭遇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到是头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龙应该说是利用危机变成转机、利用挑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到产业链条的中游甚至到中游，日本更是冲到了产业阶梯的高端。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也必将经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现在国际贸易的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都已经显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否将借力使力，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核心品牌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未来15年到20年这段时间，我称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150年来中国一代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强国目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崛起、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式进行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完成，这注定了我们将共同写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篇章。我们面临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面临着先辈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面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GD1700美金冲到人均GD10000美金，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港台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GD达到4000美金后，就相应需要有与4000美金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地增长，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高涨。同样当人均GD进入10000美金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经济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社会依然用传统的权威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也在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
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机遇和问题有些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棋，从一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算赢，大家都知道有办法可以走到胜利的终点，但是一路有很多障碍和陷阱，也有很多人为设计的圈套，走棋特别快的未必能赢，因为一旦走进一个陷阱里就可能按照规定要退后几步，倒霉的甚至要退回原点。有的人很倒霉，在离目标近在咫尺的地方因为跨步太多居然掉进大陷阱里，功亏一篑，必须退回原点重新来过，有的人在离终点很近的地方因为走的步数太少，怎么也达不到终点。只有恰到好处的步数才能保证顺利走到终点取得胜利。今天在中国国力大增、国家崛起的大好局面下，更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该以何种优先次序处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改革议题。我们似乎也面临命运注定给我们的一场考验，天给了我们很多有利条件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最庞大的人口、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奋进的国民、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飞速增加的综合国力，同时又给我们许多挑战和难题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未完成、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我们虎视耽耽、祖国统一依然未完成，同时在我们前进的路可能又有一些我们不容易察觉的陷阱和弯路。我们既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实现民族宏图和远大目标，也有可能因为操之过急掉进陷阱，甚至让我们与近在咫尺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目标擦肩而过，从而重新退回原点，或者也可能因为我们走棋太保守而贻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天今天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的，机会中充满挑战，升中充满陷阱，发展中充满着危机，复兴中充满圈套，现在棋交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手中了，真正的棋手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关心国家命运的国人能够理性智慧地集体思考，集中群体智慧来判断，我们怎样才能走得恰到好处，既不冒进让国家民族陷入险境，又不保守让我们错失改革良机，我们当前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什么是我国当前改革的重点、核心和关键，我们应该避开前进道路什么样的陷阱和弯路。越是在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冷静理智地思考，更需要决策者冷静理智地抉择。因为这是我们必须下赢的一盘棋，它不同于我们玩的游戏棋，输了可以再玩第二次和第三次，而中国崛起的大棋事关国运，更需要我们的高度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被后代子孙责骂为：“你们为什么在那样的大好形势下还把国家搞遭了，害得我们国家再次错失现代化良机……”我想，这其间我们最应担心的是政治改革进程，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改革道路最重要、最敏感、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中国现代化道路有什么可以让中国升的趋势逆转的话，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就是这么一个议题。所以作者在中国崛起策十三花了那么长的篇幅讲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任何思潮、主义和改革方案都必需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而不是倒过来国家的利益要去符合和适应某种思想和主义。今天中国的局面已经日益清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甚至是世界超级大国的雏形已经形成，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世界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会视中国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目标，如果我们抓住未来15到20年的关键时期，就等于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脉搏，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大业，就等于抓住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强国之梦。日本人当年冒险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就有一种说法叫“百年国运相赌”，也就是说赢了就彻底扭转东亚中强日弱的千年局面甚至扭转世界局势，而这种赌博会影响100年中日国运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