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3）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也可能不熟识，但对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却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会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知识的增长，主要是从中国的经验学习得来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注二十二）。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曾经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为他出版的一本书名，这本书可能解释博弈理论今天在行内的盛行。我不赞同这个取向，因为我相信经济解释首要的，是辨识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变动。可幸的是，以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还没有大行其道。不管将来如何，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我说过，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出现了大家见到的壮观表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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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里德曼九十大寿那天，我写了《合约的一般理论》。（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五章，第一节。）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发表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张五常，《经济学的缺环》与《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后者分十篇，《壹周刊》。）这系列是为准备写这篇献给高斯的长文而作的。我认为这里的第三节，与上述的合并起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合约一般理论。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级排列也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机构见到。然而，在共产制度下的同志等级排列，在一些重点上与一家私营企业的排列不同，前者较为近于政府设立的机构，例如一间公立医院或一间公立大学。单从等级排列看，共产制度与私营企业的主要分别，是前者的市民或员工没有权不参与，而转换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选择工作会导致同志等级排列制度的瓦解。当一九八二年底见到自由转业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时，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选择要到一九九二才开始，在*于该年春天南下之后。
注十四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价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正如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写道：「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个市价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 Effects of 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补充说：「维护在公众土地的植树投资的成本高，因为植在地上的树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却可以在晚上驱赶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见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张五常，《从全球暖化说人类灭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于《壹周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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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1）
让我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这是说，约束竞争的方法要改变。从前文提出的广义的合约概念看，约束竞争的合约安排要改变。这些合约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场合约，但还是合约，因为规限着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竞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要怎样才能把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呢？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不论，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大困难，是这个转移含意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会接受。我当时的希望，是制度开始变换时会立刻导致总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还可以有增长。这收入跳升真的出现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国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虽然如此，制度的变换还是惹来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对。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注二十四）。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另一种补偿的方法出现：贪污。一九八四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注二十五）。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但当北京于一九八五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一九八六我写道：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约的发展，我得到同事蔡俊华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详尽资料，让我于一九八四发表一篇关于农业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从一九五八开始，人民公社在整个国家推行了。广泛的饥荒出现，而这悲伤的回忆持续了二十年。为了减少饥寒交迫，人民公社引进了一连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跟着大队改为小队；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担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这承包合约只用于生产队，一九八一伸延到农户去，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到一九八三，合约的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开始时官方的征收有好几项而又复杂，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步简化，到二○○五取消了农业税。有一段时期政府有权以管制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这价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第四章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2）
承包合约在农业很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同地区的农地以各区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头算，而农地使用的转让过了不久就通过转包的形式出现。但当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时，遇到不少困难。工业的运作，机械资产会变旧，也可能被盗去，而法律上国家职工不可以解雇。为了考查这些困难的底因，深圳选出三个青年协助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样本，有求必送。他们带我到工厂视察。有这些方便，我获得的却甚少。发展转变得太快，合约的条款不断地更改，使我难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结论。
在这个时刻，大约一九八五吧，我强烈地建议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希望这样国营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请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去研讨他们的承包合约安排。在他们的宿舍住了几晚，讲了一次话。十六年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请到*中央党校讲话。该校的商学院院长到机场接我，途中说当我在首钢讲话时，他在座。他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我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人这样说——过了不久，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驶往党校途中，院长对我说，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拥有一部电脑，但现在是隔一年换一部新的。听到这些话，我感触无限。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没多久之前中国的情况，比起对过往知得不多的年轻人，这些年发生的事来得更属奇迹了。从机场到党校是颇长的路程，我意识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干部对中国的奇迹感到骄傲，而国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在重要关头站起来准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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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十四 张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五 「后门交易」是指偏袒的买卖。这些交易不是贪污，而是基于不同的等级排列有不同的权利。没有犯法。见张五常，《贪污的后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六 见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张五常，《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九 详细的解释可见于张五常，《再论中国》，第二与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从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发表。
第五章 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1）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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