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樾卸�104 莱和艾森伯格还建议，在碰到反公有资源困局威胁的时候，应授权国立卫生院及其他联邦机构终止特定专利权。105
注意：单一的专利并不会造成困局
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反对药品研发专利，困局问题根本有别于良好的专利制度固有的使用不足。授予发明短暂的垄断权，使得任何一项专利都可以出于需要提高价格、限制使用。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鼓励发明和信息的公开。
当然，也曾出现过例外的情况：一项专利带来了过高的社会成本。比方说，最近马里德基因技术公司对BRCA1和BRCA2（两种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突变）申请了专利，此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06 由于马里德的专利涉及范围广，授权严格，很多跟进研究都受到了阻碍。举例来说，马里德禁止“各大癌症研究中心用廉价的‘自制’测试研究乳癌基因”。107 研究人员不能围绕这一专利展开工作，不管你的工作与上述两项种癌基因变体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全世界都对马里德基因技术公司的霸道举动义愤填膺。108 然而，它不属于困局的范围。
权衡单一专利权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成本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病患权益保护组织、制药企业、国会和法院早有办法对付的问题。我无意插手这一辩论。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陌生问题：随着知识的积累，生物医学创新逐渐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了创造出有用的产品，我们越来越需要拥有多方面的信息输入。
艾森伯格和我首先提出生物医学反公地悲剧概念的10年之后，实证研究对我们的理论仍旧拿不出决定性证据。这不足为奇。困局难以量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得检验与事实相悖的情况：倘若人们能更便利地开展合作，我们能拥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调查研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少研究科学家对困局并不太担心。如果你在1915年去调查飞行员对商业航空困局的看法，他们同样摸不着头脑。专利妨碍了旅客搭乘飞机旅行吗？飞行员们会回答说，没这回事，民用航空还根本没影儿呢。要是专利交换授权更方便，会出现大型高速货运飞机的市场吗？他们会说，不可能，谁会想空运货物呀。既然指望飞行员判断商业航空的未来前途不切实际，我们也没有理由指望科学家能敏锐地观察出类似反公有资源这种系统化的无形威胁。大型制药企业所处的位置更方便观察困局，可它们正在跟基因生产企业展开激战，专利太多威胁创新这种事情还是闭口不谈为妙。
最关键的一点是，药品发明显现出来的结构，与旧式专利法及竞争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困局的风险，至少应该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开展更有效的实证研究。药品发明管道的枯竭，也应当刺激大型制药企业放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现有专利制度的立场。达成交易的空间一定有：我们保护制药企业的盈利能力，它们不再妨碍改革，只有这样，高科技创新者（包括药品开发者）才能公正、有效地整合多种专利，设计出宝贵的新产品。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也一贯是：依靠专利，为私人投资和创新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在进行这一权衡时，我们应当对潜在的反公地悲剧保持警惕，尽管目前还很难测算它们的成本。只需要一丁点儿的调整，类似于1个世纪前使我们能够在空中飞行的小小调整，我们就能破解困局，加速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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