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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的时候，我迷上了设在校园中心的电子游戏机。我像很多孩子一样，从刚开始试试玩，到后来就走火人魔了。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的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 Invaders（外空侵略者），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游戏者只要把它们一一击中就能得分。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即便这样，校园里依然有无数 Fans（粉丝），排着队玩。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到了后来，我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9 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清零。而且，每个妖怪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 999分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 9 999，机器就会自动清零，因而就无法记录下你的分数了。为了保持我的纪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
边计算自己的分数，玩到9 999 分，我就自杀，这样，机器就正好将纪录保持在9 999 分。而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到后来，我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我每天的战绩几乎都是 9 999。我每次都把自己名字的缩写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看到这个纪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而当我一出现，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 来了！”
大一下学期，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挑战性。于是，我重操旧业，疯狂地玩起了桥牌。
在美国，桥牌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有着社会公认的繁琐的“升级”制度。一个人只有不断累积分数，达到300 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桥牌“终身大师”的荣誉。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国桥牌联盟为了鼓励大家玩桥牌，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终身大师”的级别。
不过，要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绝对需要长期的狂热。美国桥牌联盟刚开始规定，每打一次桥牌比赛，选手可以获得大师分，比如你在俱乐部得胜可能得0．1分，赢了十次比赛才得到一分，那么要比3 000 场才能拿到“终身大师”的称号。这样有了目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都很热衷桥牌，他们有的是时间，这么一来，社会上打桥牌的人就增加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一定都是桥牌高手和专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的老人。
不过，后来有人抱怨“终身大师”的“含金量”不够，于是桥牌联盟增加了两个规矩，比如，在300点里面有 50 点一定要是在国家级别或者大区比赛里面得到的，50 点是小区比赛获得的，这样一来，“终身大师”可不是单凭“耗”就能得到了的。
那个时候，美国狂热的业余桥牌爱好者都以拿到“终身大师”为荣，并且为此积极地努力着。而我从高中阶段，就已经为桥牌着迷，因此得到“终
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打六场，每次五小时。这样下来，每星期除了要花30 美元的比赛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每去桥牌俱乐部打一次桥牌，如果赢了对手只能得到“0．1”分，这意味着打到终身大师的级别，几乎遥遥无期。但那个时候，我处在学习“政治科学”的枯燥乏味当中，完全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于是，我开始走火入魔，为了积累点数，我们还去一些社区的俱乐部里打，因为社区的俱乐部里尽是些牌技不佳的老人，我们赢了他们可以容易地得到加分。一直到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社区第一名的奖杯。那就是我们赢了一些退休在家的爷爷奶奶们的结果。
不过，现在想一想，和退休的爷爷奶奶打牌完全不是为了提高牌技，而是为了单纯地积累分数，这样的玩法确实有点“无聊”。
后来，为了积累分数，我们经常不惜血本地参加各种比赛。有一次，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我和我的搭档坐飞机跑到了北纽约州的一个城市里，四个人住一个酒店打牌。其中两个人睡床上，两个人睡在地毯上。我们参加的是四人赛（就是四个人一队），每晚我们都要开会，犯错最多的两个人都要作检讨，而且只能睡在地上。
我们一天打四场桥牌，分别是从早上6 点打到9 点，从9 点到l2 点，从下午2 点到下午5 点，从下午6 点到晚上8 点。没日没夜地打牌的结果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败部冠军”的成绩。所谓“败部冠军”，就是全国锦标赛是从1 000 人里挑选出80人参加决赛，而剩下的920 人再举行一个“败部比赛”，我们就是那920 人里的冠军。这个“败部冠军”的奖状至今还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这里要特别感谢美国桥牌协会，在奖状上没有写“败部”两字。许多人到我书房一看还以为我真是美国冠军呢。
为了“终身大师”的称号，我们还坐火车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参加桥牌比赛，参加“常春藤杯”
的比赛，拿到了常春藤杯的冠军。我们去社会上赢取各种赛事的名次。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于凑够了300 点的点数，得到了“终身大师”的称号。
毕业以后，我的一个搭档亚力克斯·奥恩斯坦
（Alex Ornstein），参加了“百慕大杯”（类似于足球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二名。他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美金，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他的嗜好能成为职业，真的让我也有点羡慕。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
“开复，要是你没有选择计算机，或许也会在桥牌桌上度过终生”。
打桥牌虽然使人走火人魔，但是这也是一种益智活动。回想起来，我也在迷恋桥牌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读”你的对手，从他们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来推测他们有什么样的牌。比如，如何进行推理，通过对手打了什么牌或叫了什么牌，或者通过对手没有做的什么事，来推测他会有什么样的牌。另外，桥牌比赛对诚信非常重视。搭档的暗示只能够经过打的牌和叫的牌来传达，绝对不可以用面部表情，或刻意放慢出牌来暗示，如果这么做了，将会有严格的惩罚。
通过桥牌，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一个“牌品”好的桥牌手应该会自我批评，对犯错有所反思，宽容搭档的错误。而在打牌的过程中，总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的性格。记得有一个搭档阿兰（Alan），虽然他的牌技非常高超，但是他总是脾气很大，总是指责别人，尤其是和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打牌的时候，总是脾气暴躁地骂他们出牌太慢。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对他大吼：“Alan，1 willnotplay with you any more。because you aye asavage bully（阿兰，我再也不和你打了，因为你是个野蛮的凶神）。”当我说完这句话走出去时，周围竟然噼里啪啦地响起了其他同伴们的掌声。
在打桥牌的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和成功，是对各个方面的一种磨炼。后来，我从微软回到中国工作，为了活跃员工的生活，我在每周四安排了桥牌俱乐部的活动，让喜欢打桥牌的员工打
比赛，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另外，当我发现中国有很多桥牌迷的时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为和合作伙伴或政府官员交流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感谢大学的那段“疯狂岁月”，正因为有这个兴趣，我和很多员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大学二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预感到，如果继续这么沉迷于桥牌，那么我将变成一个不折不扣混日子的“坏孩子”，也将荒废学业。我想到了父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决心回到正常的轨道中，打桥牌的次数迅速降低，而且，后来我有了我钟爱的“计算机”，也把我从“堕落”的轨道中拉了回来。打工生涯——发现别样的世界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人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
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
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
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回去的这l0 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10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作一些计划，写点程序，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Cobol 语言编写的。法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IBM 主机移植到价格低廉的DEC VAX 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 7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诉他，大概8 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9 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对待“8 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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