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见的困难非常之多，其结果也是未知的，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意义非凡。因此，无论成败，我想这至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探索之旅。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有些企业，布臵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丌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1991 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 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 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问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 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我相信，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发出邮件后，我开始马不停蹄地约见十多位华裔工程师，跟他们谈在中国开创研究院的计划。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一开始，他们的创业激情似乎都被点燃了，兴致高昂地畅谈研究院的前景，可一谈到回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全都开始迟疑了。“开复，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我太太和小孩已经习惯美国了，要让他们改变，我估计不太可能。”“我赚的钱已经够多了，真的不够hungry（饥饿）去做这件事情！”
“搬家太麻烦了，现在的生活挺好的。”“让我去，我觉得机会成本太大，再说，大陆还是太脏乱了啊。”
每次被拒绝、被打击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是对的，并给自己打气——只要找到5 个一流的资深研究员，我们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亚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一个资深研究员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做一个中国最好的外企研究院。中国学生那么聪明，我们一步一步来总能行的。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亚洲第一，两三年做不成，我就做l0年。l0年后，无论如何都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
最重要的是，这是父亲的遗愿：把尖端科技引入中国，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点事情！
所以，在一片否定声中，我继续寻找志同道合的人。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陈宏刚以及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他们虽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员，但确实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才。
陈宏刚当时大约37 岁，长得虎头虎脑，留着整整齐齐的刘海，架着……90 黑边眼镜，说起话来激情洋溢、手舞足蹈，还带着浓重的四川15音。陈宏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当时是微软的软件测试经理。
而凌小宁的经历很传奇。他生于50 年代，1967年跟着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回到北京，他发现自己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就把所有零花钱都花在科研上，自己做天平，做各种各样的火药。后来，凌小宁被分配到一个轧钢厂工作，每天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干得很开心，因为这能让他每个月挣到l8元。他把所有的工资用来买晶体管，做半导体收音机，也从此迷上了计算机，考入了北大。经过一段求学之路，在40 岁那年，他终于成为了微软的软件工程师。
看到凌小宁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逻辑缜密的儒雅学者，一个寡言少语的冷静工程师。尽管大器晚成，但当时他在微软已有十年的经验，受到众多华人的尊敬。
陈宏刚的性格是一
条道走到黑的那种。他听说我已决
定去开创微
软中国研究院，就径直
跑到我的办
公室。“开复，
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
什么条件我
都可以答
应。”他说，
“我的强项是沟通和高校的关系。我认识很多教授和系主任，我卖过保险，我积极主动，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中国的高校，我也不怕出差和辛苦。”面对这一连串的“自我推销”，我笑了，也为他的义无反顾而感动。
跟凌小宁见面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认为他是担任我的开发团队“总指挥”的较为合适的人选。我问他，“会不会考虑回国？”他爽快地说，“不用考虑了，我已经决定回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人决定留在美国，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多年以后，他从研究院退休，接受了湖南大学的邀请，成为该校计算机学院的教授。
就这样，我们仨加上新来的秘书陈蕾，开始一起勾勒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美好蓝图。进驻希格玛
1998年，微软在国人心中是怎样的形象？
在年轻人眼里，比尔·盖茨是一个偶像，他开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影响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提高了人类的办事效率。一些中国人把微软视为“钱”的象征，他们在提到微软的时候，不是说
“Microsoft”，而是“MicroSoft”。
1997年，盖茨到清华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有人说，这是“比尔中国梦”的高潮。盖茨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激动万分，“在未来的20 年，软件将改变世界，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改变世界，这个变化将是极其巨大的，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一次演讲，让盖茨感受到中国学生的优秀、上进、好奇心，因而批准了在中国做研究院的计划。
在国人心中，微软的形象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它是酷和炫的传奇，另一方面，它又以“垄断者”的身份占据报纸新闻的头条。
从1997 年10 月开始，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l998 年11 月5 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占据了垄断地位。当天，微软股票从95．56 美元跌至81．07 美元，一天之内，拥有微软l5％股权的盖茨身价缩水了54 亿美元。
在中国，微软也背上了傲慢的恶名。l998 年，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软件销售额却下降了三成，这时候，比起“盗版”来，大家更是责怪“微软霸权”。
这，就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起点。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选址的工作。当时，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微软办公室像个货栈，拥挤不堪，用吴士宏《逆风飞飚》里的话说，“办公区五颜六色的，到处堆得高高的。人们说话都是喊着，像是全世界都听得到。”所幸的是，大家就要搬到新的办公室——希格玛大厦去了。
研究院设在希格玛大厦的第六层，设计师当时还给我看了办公室的图纸，我搬进去的时候被吓到了，因为真正的办公室比图纸上大好多，旁边还设了专门的会议室。
确定了办公地点，研究院就要启动最关键的“追随人才”的旅程了。
从北大和清华开始，我们遍访中国的高校，作了无数场演讲，展示来自微软最酷的技术。
我们演示了聪明的语音识别技术，我会说出一连串的英文，我的电脑会自动识别出这串英文并显示在电脑上。我们演示了最新的三维技术，让观众看到我们可以为一个人建立一个三维模型，然后让这个模型或哭或笑。我们还演示了最新的计算机视觉，它能够在一个视频中找到人的脸和四肢。
最神奇的一个演示，是我可以在电脑面前像乐队指挥那样指挥电脑，电脑经过摄像头捕捉我的视频，用计算机视觉算法识别我的手势，然后跟着我的节拍，奏出美丽的乐章。这些“科幻片”似的演示，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最后，我会告诉他们：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可以参与这些新奇的研究项目。我当然希望这些演示让年轻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幢憬，我更希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科学、热爱创新、热爱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奇迹。
很长一段时间，我像个陀螺一样忙碌着，但我的内心是安宁的、充实的。
后来，我在给中国学生作演讲时，多次提到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回国以后，我感到了一种兴奋、一种期待，推动我去克服重重阻碍，将不可能变为必然。
我也开始着手安排我们的新生活，妻子在美国进行繁重的搬家准备工作，我也在北京寻找合适的住处。微软承诺给派遣到国外的高层提供住房租金补助，并负担孩子的学费。
我租下了香江花园的一套别墅。这里的房子很精致，周围有大片的草地，社区里有很好的中餐馆和西餐馆，也有健身房，还有儿童游乐场所。这个别墅区，室内装潢很像新加坡，社区环境则很像美国，虽然我很想体验“北京生活”，但还是这种“仿美国社区”，更适合刚刚回国的妻子和女儿。张亚勤归来
1998 年8 月29 日，我们全家人从加州飞到北京，光是行李就有1 000斤，还有两个大集装箱更是上万斤——那是我们在美国的全部家当。把家安顿下来以后，我一边继续在中美两国寻找合适的人才，一边开始准备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
1998 年11 月5 日，北京国际俱乐部，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宣布了我们6 年8 000万美元的投资和在未来几年将研究院扩大到100人的决定。一个只有3 个人的小团队却引来了众多的关注。当天，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