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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
点滴回忆，“父亲l3 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渎5 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l9 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 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 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 岁，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ll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 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l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
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
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 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l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l0 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 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 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 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 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
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
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 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 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干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 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人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 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
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l l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 个孩子。
1961 年，
43 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 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 年12 月3 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
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
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 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了很多鱼，有人问起数目的时候，他总是夸口说有l00 条。我不太相信，老琢磨着怎么揭穿他，可鱼总是游来游去的，每次去数，都没有办法数清楚。
终于有一天，邻居一家人都出门了，我们几个孩子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个“大胆求证”。我们跑到池塘边，用水桶舀池塘里的水，忙活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水舀干了，一数，发现根本没有100条鱼。我们心满意足，自觉戳破了邻居的
“惊天”谎言，根本顾不上那一池鱼的死活。
后来，邻居气急败坏地去找妈妈告状。我们被吓坏了，都以为这次“在劫难逃”。而母亲竟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们，她一边笑一边给邻居道歉，私底下，她甚至觉得这件事有点搞笑。现在想来，原来一个“顽童”，其实也潜伏在母亲的内心。
除了照顾孩子，妈妈最大的嗜好就是打麻将，她总是哄我早早上床睡觉，好跟朋友专心打麻将。而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上床睡觉。
每次我上床以后，总是一个人躺在黑黑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为什么小孩子必须睡，而大人可以接着玩呢？”每次我都深感失落，恨不得将睡觉时间缩到最短。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睡觉，就突发奇想，何不把家里所有的钟都拨慢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趁家里没人，爬上高高的柜子，拨慢了大大的钟，又潜入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