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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律师“教练”苏珊·哈里曼告诉我，律师提问有很多“花招”。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在一个提问中潜伏另外一个问题，而当你回答这个问题时，就会相当于默认了律师假设的前提。因此，苏珊·哈里曼一直在提醒我，“千万别中圈套，不要承认莫须有的事情，不要说‘可能’、‘或者’、‘也许’这样的模糊字眼。”还有，主要谈事实，不要推测“别人怎么想”或者“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推测没有法律意义，所以回答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只可能带来麻烦。苏珊还对我说：“如果他们问了你不必回答的问题，或者法律程序不允许的问题，我们会0bject（抗议），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回答。”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喝了多少杯咖啡，我只记得中午自己只吃了一份沙拉，我不能因为吃得太多而让自己昏昏欲睡。微软律师对我的提问竟是从我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是否相信所有美德里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是的。
律师：请你读一下你给中国学生写的第一封信的片段。（他们尝试用这段话来打乱我的思维，因为我有可能会猜测他们接下来使出什么绝招来否定我的诚信，但我知道我的所有作为都光明磊落，于是，我心无杂念、义正词严地念完了这段。）
我：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的出色。但在谈论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甚至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将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把在这里的工作成果也当做所谓的“业余之作”，进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律师：李博士，请问你读完有什么感想？我：这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绝不妥协。对我来说，诚信比生命更重要。这也是我每次换工作都恪守的价值观。律师：李博士，请问你在Google 求职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贡品”呢？我：当然没有。从我的电子邮件你可以明显看到：Google 要求我绝不可以谈到微软的商业机密。我也对Google 说：我只参与我在微软未做过的项目。你可以看到，我从苹果到SGl，从SGl 到微软，这方面都从未出过问题，我非常谨慎。接下来，他们尝试挖掘我是否在微软七年中和Google 高层保持联系，甚至藕断丝连的行为：律师：李博士，你是否认识 Google CE0 艾瑞克·施密特7
我：是，我们已认识十多年，但我们后来没有来往。
律师：没有来往，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我发电子邮件。
律师：你跟他没有来往，怎么知道他的电子邮件？
我：用Google 找到的。
然后，他们又想证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在微软时就已经开始帮Google 挖微软的人：
律师：你曾写了一封邮件，推荐了一个名叫郭去疾的微软员工给Google？
我：没有。
律师：郭去疾不是微软的员工吗？
我：我推荐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微软近两年了。当时他正在斯坦福，即将完成他的MBA 学位。
律师：那你还是在为竞争对手做事啊。
我：不，我是郭去疾过去5 年的导师，所以他把我列为他的推荐人。他到任何公司去面试，我都有义务做他的推荐人。
律师：那你也为他做过进入微软的推荐人吗？
我：是的，2001 年我推荐他进入微软，之后他在微软工作了两年。
律师：那他2005 年读完斯坦福的MBA 之后，你有否再次推荐他回微软呢？
我：有的，他想回中国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荐给微软中国。但他们没有谈拢。我有邮件为证，你要看吗？
2005 年8 月26 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
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就像轰炸机一样从各种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哈里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像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
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出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Google 在打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很多朋友最后都对我说，“开复，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也愿意为你作人格担保，但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复，我们合作过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但公司不愿意受到牵连，禁止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开复，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为人，但我们公司的律师说，我们和微软有业务关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和微软的商业关系，所以，我很抱歉！”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帮助你做些事情。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将非常高兴作为证人飞到西雅图。你的案子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也引起了反响。你希望到中国；为中国做些事情'的理由温暖了这里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归中国不是为了Google，而是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近距离和你交流。我祝愿你早日解决诉讼并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挠我去 Google 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轻的技术天才摒弃微软，加入Google，进而造成Google 中国的快速发展。徐小平在证词中说：我从自己在新东方学校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了解到，李博士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对时代剧变时，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帮助他们转变了意识和观念。我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数百场次的演讲，在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引用李博士的话。这些演讲的听众通常是l8～40 岁之间、从高中生到博士的学生。李博士睿智的话语和建议在我的听众中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新东方学校还提
出请求并得到李博士允许，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转载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并确信我们的许多学生和
有意申请出国深造的人都通过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学生们无数次告诉我，他们认同李博士，并相信在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中国当今时代，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尊敬和信赖的人。我了解并确信李博士曾为学生们作过无数次演讲并撰写过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都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结合的角度探讨教育、技术和企业话题。他的话语和信件多年来在中国学生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上所述，我本人也对李博士的许多文章相
当熟悉，包括《美国教育启示录》以及闻名遐迩的；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我还访问过李博士回答中国学生问题并提供建议和咨询的网站，从中我了解到，李博士作为一位学生导师、顾问和引路人，在中国广为人知，并深受尊敬。我了解并确信，2004 年1 月，李博士当选为《程序员》杂志评选的中国软件业最具影响力的20位风云人物之一。2005 年1 月，李博士当选为《人物周刊》评选的2004 年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评语中，《人物周刊》组委会称李博士为；传奇人物……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文中的；奇迹'是指李博士推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懈努力以及教育学生们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人物周刊》原文的复印件，以及经过鉴定的此文英文翻译版一起，作为证1 附在本证词声明后。我在此声明，在华盛顿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小平在加拿大签署了这份证词。后来，我的律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可能需要他到西雅图出庭作证。小平当时马上说：“如果要出庭，那我可能需要买一套正装啊，我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没有带！”于是，徐小平第二天就在加拿大匆匆忙忙买了套西服，准备出庭的时候穿。不过，后来律师也没有让他去西雅图的法庭上作证。因为有了证词就ok 了，那套西服，也就白买了。
徐小平是一个非常风趣可爱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的无所畏惧和拔刀相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人性的可爱。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总之，2005 年8 月的最后一周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仅因为那一周是取证的日子，而是这个阶段里我度过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感慨万千，我既体会到人情的凉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段时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的回忆，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我知道，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们都终将面对灵魂的拷问。我深信，对于这种拷问，我将作出无愧我心的回答。而对于其他的“伤害”，我也会将其当做一种宝贵的历练。因为，每一种创痛，其实都会带来一种成熟。出庭前的“魔鬼训练〃
取证阶段度过之后，两方律师都会对彼此掌握的证据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双方也会整理出一份诉状送达给对方的律师。这样的诉讼程序体现了美国法律的一种观念，“公平竞争”。这样，在真正的庭审阶段，双方就不会认定还有隐藏的证据没有发现，也不会让事实产生歪曲。
律师们都觉得我在取证阶段的表现沉着、冷静，没有在对方律师的狂轰滥炸之下乱了阵脚，他们都为我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些表现为诉讼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接到了微软的“诉状”以后，律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发现，微软希望在《如何在中国成功》一文上大做文章。他们指控这篇我离职前发给Google CEO 艾瑞克·施密特的文章不当地使用了微软购买的数据。
我这时又回想起，鲍尔默在取证阶段不断重复着的几个奇怪的数字，比如英特尔在中国卖了多少芯片？惠普在中国卖了多少 PC？我也想起我在日记里的疑惑，“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
据长篇大论？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然后以此引诱我跳进他们设好的陷阱吗？”《如何在中嘲成功》确实是我在微软任职期问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主要论述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及微软应该怎么去赢得中国市场。当时，微软在中国的政府关系以及公众印象都已经降至舆论冰点，为了让比尔·盖茨以及微软的其他高管更加理解中国，我在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中国国情，并且还提供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适者牛存”的方法！
但是，我发给艾瑞克·施密特的那个版本是个公开版本，早在我离职前一年就已经发表。里面不但删除r 所有有关微软的字样和内容，甚至连感谢人中的微软员工的名字都删除了。当时我提供给艾瑞克·施密特这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