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都没提！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对于媒体来说，有关微软和Google 的争夺大战，早已经成为旧闻，成为了新闻记者眼中的“易碎品”。其实，官司还没有结束。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没有看出微软有和解的意愿。但是由于我在中国工作繁忙，因此我的律师也没有就官司的进展情况过多地给我打电话。一直到ll 月的某一天，我终于听到了新的消息，律师要我去西雅图再进行一次“取证”。像上一次那样，我作好应对整整一天“取证”的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只被律师问了两个技术问题以后就被告知——“取证结束了！”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也叫做取证？因为律师问我的问题全部与 技术 有关 ，比 如，“ 请 问什 么是feedbacktechnology（反馈技术）？”“请问，什么叫做 statistical translation（基于统计的翻译）技术？”因此，这一次的取证更像是一次技术调查。取证完毕，我在外面的屋子里站着，等着和我的律师拉加什·唐格里一起离开。谁知道，过了一会儿，拉加什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平静地说，
“开复，我们已经和解了！微软撤诉了，官司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怎么这么突然？”我问。
拉加什说：“是的，官司进行到这个程度，和解就是一个趋势了，无非是时间问题！”我疑惑地问：“既然如此，那刚才为什么还要对我取证，问那些技术问题？”
拉加什说：“噢，因为微软方面弄不太懂你所做的技术，但我们要在和解协议里提到这项技术，所以他们索性利用取证的时间让你解释一下，然后添加到和解协议里。”拉加什充满自信地把一张纸递给我说：“看看吧，这就是和解协议！”我接过这张纸，看到里面是一个个的专有技术名词，还有我在 Google 可以展开各种技术的时问表！我惊呼：“条件这么好！你们怎么谈的？”拉加什平静地说：“其实大家早已疲惫了，他们只是为了面子才没有轻易撤诉。虽然耗了两个月，但我们并不着急。眼看着下个月就要开庭了，对方根本没有胜算的把握，所以现在轮到他们急了。”“那太好了，我把这些条件告诉大家，不就等于他们打输了？”拉加什说：“那不行，你看最后一条。”我低头一看，在这张纸的最后写着“双方对此和解协议必须保密”。我担心地问：“啊，如果不披露这个保密协议，那别人会不会误解我们付钱来进行‘竞业禁止’赔偿，或者我被严重地限制？”
拉加什说：“不会的，开复。下一季度的财报一出来，媒体就会知道我们没有赔钱，你工作范围的扩大也会马上被看到。所以大家都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我拍了拍这张单薄的纸，说：“我看媒体自从9 月份的判决后也已经不再关心这个案子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闪电诉讼，以波澜壮阔、气势汹汹的方式到来，又以虎头蛇尾、悄无声息的方式结束。这么一场让两个世界级IT 巨头耗资上千万美金的决斗，就由这么一张纸、几条没什么意义的条款画上了句号。
今天的很多人，对于当时的诉讼“盛况”早就失忆了，时问一直在向前奔跑，世界在日新月异、分秒必争地向前迈进。但是对于作为当事人的我来说，这个事件已停留在生命里，成为了一个深刻的符号。这个事件，让我在漩涡中感受了世间的冷暖，有最刻骨的伤害，同时也有最温暖的关怀！
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在经历一次人生危
机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凸透镜一样，折射出人生百态。有的人坚定不移地支持你，有的人冒着自己受伤害的风险帮助你，而有的人在经历心理挣扎后退却，有的人也在这个时候作出了伤害你的决定。官司，就像一块试金石，不经意间，把人间万象顷刻检测了一遍。
在这场诉讼进行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让我感动的故事。
记得诉讼刚刚开始的时候，微软公司发出禁令，不允许微软的员工和我有接触。但微软的华人员工中有很多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是得到过我帮助的中国员工，有些还是我的学生。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送别团”，在一位员工的家中给我开了good．byeparty（告别聚会）。在这个告别会上，他们轮番向我表达他们的感谢和祝福。我们都非常职业地避免谈两个公司的任何事情。虽然我离开了微软，但我仍拥有一些员工的祝福，这让我非常欣慰。和他们度过的那个温暖而开心的下午也让我终生难忘。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聚会即将结束时彼此约定，回到公司谁也不能再提这个聚会，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听到他们在彼此约定时，才知道微软曾经发出这个禁令。在跨国公司里，这样集体违背公司规定的事情非常罕见，尤其是参加这个聚会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果然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惹祸上身。他由于被我方律师抽调去作“取证”，因此受到微软律师的提前指导和培训。微软的律师在对他进行培训时问他：“李开复离职以后，你见过他吗？”他回答说，“见过。”虽然他可以隐瞒，但是却无法对律师撒谎。微软律师一听，惊讶不已，“见过！你见过他？你在哪里见过他？”“在告别聚会上！”而微软律师更加震怒，“什么？居然还有告别聚会？还有谁参加了？”我的朋友这个时候却守口如瓶，“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情给这位朋友带来很大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从微软公司退休了。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取证阶段也一直遵循自己
内心的原则说话。我后来看到了他的全部证词记录。
律师问他：“你认为李开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正派的人！”律师又问：“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和李开复一起共事，你是否还愿意？”他回答：“我愿意！”律师问：“你信任他吗？”这位朋友坚定地回答：“是的，我信任他！”微软律师在听了几个这样的回答后，马上叫停，并带他出去“教育”了半天，但他回来以后依然如故，按照自己的方式问答问题。然而，这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迷期”。
在整个诉讼阶段，我们也能够感到，再冰冷的世界，再冰冷的对手，也可能表露出有人情味一面。在整个官司结束以后，我除了对自己的律师团队的杰出表现心存感激以外，还对对方的一位律师印象颇深。
微软聘请的这位律师名叫杰弗里·约翰逊
（Jeffrey Johnson），是Preston Gates&Ellis 律师事务所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不到40 岁就已经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合伙人。他身材高大魁梧，面部轮廓分明，很像好莱坞的电影明星。
在临时禁令出台之前，他扮演了一个极其强悍的形象！他试图从各个细微的角落强力出击，甚至有些强词夺理。但从取证阶段开始，我们的律师发现他似乎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比如，当他听到我义正词严地宣读给大学生写的信，以及听到我富有逻辑的回答时，他的脸上会露出些许惊讶。在取证进行的7 个小时内，他的表情越来越轻松，问题的尖锐程度也在逐渐减弱。到了最后，他甚至和我开起玩笑。
后来，苏珊跑来对我说，“开复，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他喜欢你。你把他感染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律师和证人在取证阶段能够开起玩笑的。”
从听证的那一刻开始直到出庭的那一天，杰弗里·约翰逊就再也没有恢复到他最初扮演的犀利角色上来。他的蜕变明显被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注意到。我发现，他的角色后来被一位更资深的律师卡尔·奎肯布希（Karl Quackenbush）慢慢取代。卡尔胖胖的，平时脸上总堆满了笑容，就像一位土土的南方绅士。但一上法庭，他就变身为一个“凶猛的
进攻者”。在法庭上，微软和Google 的战火愈演愈烈，而两方律师之问也仿佛在进行激烈对决。在法庭上，除了想战胜Google，卡尔·奎肯布希也想战胜著名的约翰·柯克尔，这样，他就可以迅速扬名立万。卡尔的眼睛里经常闪烁着战胜约翰的强烈欲望，而杰弗里·约翰逊的眼睛里却只有快速结束战事的简单渴望。
在诉讼期间，我的学生郭去疾给予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他通过研究过去的案例发现，竞业禁止协议里如果没有offer additional pensation（额外的赔偿）就不能成立。这个发现成为我案件后期的重点，还被写进了诉状当中。虽然后来没有用上（官司于第二次开庭一个月前和解了），但这也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增加了我诉讼胜算的概率。另外，为了证实《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里的所有数据都是公开数据，他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牺牲几个周末专门帮我查数据、写报告。最后，他汇编出了一整本报告来证实论文数据的出处。在诉讼之前，他又提出了在Google 发表博客的建议，而这个博客迅速及时地传达了Google 的信息。
当然，还有我的很多朋友都发邮件、打电话支持我。在苹果做语音时的战友自告奋勇找到《旧金山纪事报》为我说话；素昧平生的《大学生》杂志社钟岩社长和以前陪伴我到各地演讲的王肇辉编辑都希望帮我作证，以证实我在大学生中的正面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对Google 招聘的重要性；让我最感激的是黄勇，他是我在微软研究院时认识的好朋友，他对我在微软研究院的很多计划（尤其和公关有关的）出了很多点子。在诉讼期间，我每次回国，他都亲自来机场接我，带我看房子，去每一个我需要去的地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快成了我的专职司机。我回到美国后，他一方面帮我处理所有搬家、修房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成为我的顾问。这份友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我的诉讼刚刚结束，一位在微软的朋友马上给我发出了祝贺的邮件，里面有一首诗：“尘埃落地，玉宇澄清。轻装前进，大展宏图。开创未来，复归华夏。”类似的祝贺邮件非常多，让我感慨万千。
在经历人生的疾风暴雨时，家人成为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人们在平淡中往往难以感受到亲情迸发出的力量，但在遭遇人生重创时，只有家庭能成为最可依赖的臂膀。但这种感情却往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尤其是我的太太先铃，她无怨无悔地为我承担了一切。
从西雅图搬家到加州，我们600 平方米的房间物品全部由她负责整理，工程之庞大难以想象。而我忙于诉讼，面对家里大大小小堆成山的箱子无暇顾及。最后，先铃看到实在无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只好拜托我在美国的两个姐姐一起帮忙，最终顺利完成了打包的任务。而到了加州，也是她一个人，负责打开所有的箱子并把东西各归其位。而我唯一负责的事情，就是把车从西雅图开到了加州。
记得在西雅图，我们因为有大量的东西都无法搬走，于是就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举办了“garagesale”（车库销售）。当时的一对老夫妻看中了我们的一个观音像，很高兴地付钱买走了。但到了晚上，心事重重的先铃辗转反侧，她认为不应该卖掉观音像，这是不吉利的象征。我劝慰她放宽心，打赢官司还是要依靠掌握事实依据。但先铃还是不安心，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寻找这对买主。她诚恳地向买主恳求赎回观音像。幸运的是，这对老夫妻非常善解人意，他们把观音像还给了她，让她终于了了一桩心事。
住到加州以后，先铃更是每天独自承担所有的家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接着又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但那时最严重的问题却是房子——公司代租的房子位置刚好在坟场隔壁，先铃和孩子对此都有点害怕，所以常常无法入眠。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好意，而且已经签了半年合约，所以我就劝她们别想那么多。但是，无论在诉讼期间还是后来返回中国工作前的这半年内，我都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只要我不在，每到晚上她都会沉浸在恐惧和担忧当中，但她却只能把这种恐惧埋藏在心里。因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能表现出畏惧。当时，我也曾从孩子的只言片语里感受出她们的孤独，但是官司缠身，我无法分身，那些感受都一闪而过。因此，一直到官司结束她们搬到北京生活后，先铃才对我说起，那段时间她在无数个夜晚“独自流泪到天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们因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
除了太太，我认为自己最对不起的还有女儿。诉讼的时候，小女儿9 岁，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她倒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但大女儿德宁当时l4 岁，正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