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帮我组织高校演讲的《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王肇辉总把这种奔波笑称为挑战身体极限的活动，而我也因此得到一个外号——“铁人”。这种活动我已经坚持了10年，在我担任谷歌中国区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的总裁期间，我幸运地拥有“20％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我将这些时间全部用在我所钟情的大学生工作上。
仅在2009年4 月18 日到4 月26 日这8 天的时间内，我就和同伴辗转于成都、厦门和南宁三个城市，我分别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雅安的四川农业大学、厦门市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南宁市的广西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作了6 场励志演讲。演讲的内容全部为公益性质，题目分别是《我学，我成长》以及《成长的十个启发》。
每到一处，我都能看到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洋溢着热情与渴望的眼神。我知道，他们是千千万万家长们心中的希望，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正在经历着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但社会中的种种浮躁往往与他们内心的理想发生严重冲撞，他们难免总是会感到迷茫和失望。因此，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会把大学生成长中的常见问题以故事和案例的形式讲出来，并把我自己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一一告知，并和他们分享我的种种感悟。
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的演讲而有所启发，然后找到自身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和中国的大学生感情如此之深？为什么我能将这项工作坚持10年，并希望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
与其说是机缘巧合，还不如说这是命中注定。2000 年，我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当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招聘大量学生到微软工作，这算是我与中国学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希望能到微软研究院做暑期工，正由于如此，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很多想法。
我至今还忘不了和一个暑期工的谈话。这个学生来自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他一直想就未来的规划和我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于是我们坐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交谈起来。他说：“开复，我希望自己能像您一样成功。而根据我的理解，成功就是管人，管人这件事很过瘾。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走上管理者的岗位呢？”
我没有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对成功的认识竟是如此片面和肤浅。他的想法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通病，那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发展，在衡量个人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
渐渐的，我发现，持上述观点的学生不在少数。许多同学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成功与财富、地位和
权力画上等号。
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而他们在多元社会里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并逐渐背离了正确的价值观。他们期望通过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之路而快速致富，盲目地追随某种社会风潮，并被名利的诱惑蒙蔽了自己的内心。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非常焦虑。中国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我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困惑。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下的学校和老师、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些都让他们很多人在成长之路上陷于迷失。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在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件事：
“近百年来，中国青年终于能够接受先进完整的教育，能够有条件专心读书并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理应成为融会中西的精英。但可惜的是，他们虽然有幸出生在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选择的智慧！”
从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应该马上开始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一些好心人听到我有这样的想法时，都竭力劝阻我，因为他们担心我会被别人指责为“多管闲事”和“好为人师”。
但最终我摒弃了这些顾虑，因为我想起了父亲一直以来的梦想。
尽管父亲李天民的后半生在台湾度过，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祖国大陆。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经常在医院里陪伴他。那时，他每天都对我说：如果能回大陆去看一看该多好！看到父亲日渐憔悴的脸庞，我知道，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我痛不可抑。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就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他在水面捡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字—— “中华之恋”。
我知道父亲忧国忧民之心终生不渝，这个梦就是他故土情长的感情宣泄。我知道父亲有一个愿望还未达成，那就是写一本书，名字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在病床前，我曾告诉父亲：“我会完成您的愿望，早日将那本书出版，您放心吧！”但那时
的父亲只能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我。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做完未竞的事业。
在看到中国大学生的迷茫后，我想起了父亲多年未了的愿望，我内心的那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寻找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帮助中国年轻人的成长，这不就是背负父命的我应该作出的决定？中国大学生未来的希望，不也正决定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在那一刻，我充分感受到了内心最真实愿望的激荡。作为一个有机会融汇中西文化的华人学者，作为一个充分体验西方文化的炎黄子孙，我应该尽我所能，在帮助中国青年远离困惑、步人卓越的过程中有所行动；我也应该根据自己在指导青年学生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其他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所以，自2000 年开始，我就遵循内心的选择，撰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从诚信谈起》。
从这封信开始，我与中国大学生的不了情缘就此结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指导的迫切需要，这也让我欣慰自己当时没
有轻易放弃。
我后来坚持每年都到全国的各个高校作巡回演讲，报告超过300 场，内容涉及纯学术的计算机研究，也涵盖科学、教育和人文的关系，然而更多的则是集中在有关中国大学生如何做人和做事方面。我从此更投入地写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一直到第七封信，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我有了创办私立大学，试图改变教育的念头，之后我又建立了“我学网”，出版了三本针对大学生的书籍，希望通过这些形式来给学生以及教育界一些启示。
网络的便捷让我与大学生的沟通也变得更加直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家人还在甜梦中酣睡未醒的清晨，在人群川流不息的候机厅里，我就像一个超级“网虫”，习惯性地抓住能够进入互联网的任何时机，打开页面，阅读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并耐心仔细地提出我的观点和建议。我知道，那些或单纯或尖锐，或轻松或沉重的问题中，都包含着青年学生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也知道，我无法为所有
问题都提供一个完美且一劳永逸的终极解决方案。
然而，这一代青年的勃勃生机总是带给我深深的感动和喜悦，我也始终相信，只要能够分担他们的困惑和焦虑，我的付出就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直到今天，当我面对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时，我能从内心感觉到他们正在逐渐成长。我已远离教职多年，但现在却成为众多青年学生口中的“开复老师”。我得到信任的原因并非由于我个人在某方面的小小成功，而是源于我年复一年不倦的付出。
在行走中国的路途中，我深深地感到，大学生内心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还迷失在“一元化”成功法则中，面对这个浮躁喧哗的世界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也知道，自己就算坚持不懈地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源头解除他们的困惑。尽管这样，我依然希望自己用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下去，我一直秉持着我的初衷，那就是100个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从我的观点中受益，那我的付出也就比任何工作都有价值。
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建立我学网
从2000 年开始关注中国大学生工作以后，我与很多大学生有了近距离的交流，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我吐露心声。而和他们交流得越多，我的心情就越沉重。大学生的这些痛楚，引发了我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叩问和思考。
尽管2000 年7 月，我被微软公司一纸调令调回西雅图总部工作，我的居住地也从中国变回了大洋彼岸，但空间上的变化并不能改变我与中国大学生们的心灵距离，我依然时常回到中国在高校进行演讲。
每当我去演讲的时候，高校的学校领导们总是
向我抱怨师资力量的薄弱，留不住人。中等以上的学生毕业后，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就业赚大钱，总之他们都不愿意留校任教。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的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无法提高。这就形成了中国师资的一个恶性循环，而师资的欠缺也成为中国高校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但每次见面结束，校方总是会安排让我参观他们用银行贷款建设的华丽校园。
所以，每每离开高校我都会暗自感叹：“是否可能有这么一天，校长引以自豪的是该校聘用的那些学识渊博、声名卓著的大师，而非华丽的大楼；校长激情畅谈的是无私的教育理想，而非大而无当的校园？是否还能有这么一天，高校里走出的每一个毕业生都是能得到21 世纪企业认可的人才，而不是总是徘徊在失业边缘的‘待业者’？”
随着我到高校巡回演讲的次数越来越多，一个想法开始在我的内心萌芽、滋长，乃至后来变得越来越迫切。我能否用自己融汇中西的教育背景去真正解决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段时间，我如鲠在喉，常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心情。于是，我做了力所能及的调研和思索，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判断以及建议整理成文字，以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到绵薄之力。
我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先生非常关心教育和教育改革，所以就冒昧地将这些文字写成一封信，并通过朋友递交到了李岚清副总理手中。
没有想到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了反馈，李岚清副总理让一个专员联系到了我。当我再次来中国后，这个专员还和我一起共进了晚餐。他对我说：“副总理很认同你信中的观点，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他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得到了他的鼓励之后，我就决定，无论面临多少困难，我都一定要为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努力。后来，我得到了李岚清的亲自接见。
在那段时间里，我一边在美国微软总部忙碌地工作，一边思考我所能够做的事情。我开始疯狂阅读一些有关教育的书籍，并在书籍的空白处做满了笔记。
在几个月时间里，我读了加州大学校长卡拉克·科尔（ClarkKerr）提倡研究性大学的《大学的用处》（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他的自传《金色和蓝色》
（The Gold and the Blue），批评大学教育商业化的《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ies intheMarketplace） 以及《美国大学的崛起》（The Roleofthe American University）等书籍。同时，我还认真学习杜威等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我试图在这些书本里面挖掘有关教育的真经。
通过阅读我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中有70％在美国，世界上最好的10所大学中有8 所在美国，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大学？而且，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印度，这些国家的学生都向往去全世界最优秀的学府读书？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所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些问题引发了我深深的思索。
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都是夜幕降临的时刻，而此时我都在孤独而快乐地作着研究。我发现美国教育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最成功的大学往往都是私立大学，尤其在最关键的一些新学科领域。比如，本科前十名的大学全部是私立的，商学院前十名里面有九所是私立的，工程类前十名中有五所是私立的，最新的生物技术方面前三名全是私立的，计算机前三名都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在美国扮演了一个很特殊的角色。
为什么私立大学在美国能取得独特的成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私立大学拥有相对没有束缚、非常灵活的运作制度。比如私立大学可以更快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