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里面坐着他的一个好朋友阿悦。我疑惑的问：“你怎么到厦门来了？”阿悦笑嘻嘻的比了比手势：“三边，吹啊吹，九点是最好。知道了吧，赌博。”“什么啊？你们一行这么多人是来赌博的？你不在诊所里帮人看病，专程来厦门赌博？”我觉得不可思异。
阿悦拍了拍我的肩膀：“嘿，别大声的说，这七车上的人都是。车背后的行李箱里有好几百万。我们都是跟春哥来的，春哥想把厦门帮的杀个片甲不留。”我听到是春哥就闭嘴了。春哥这人在老家是一个出名的赌徒，他原本是以杀*做为生计的，后来在厦门卖*肉发了一笔财后，就开始染上了赌博，于是从此就以赌为生了。阿悦见我不说了，就开始问我这段日子在厦门的生活情况。我开始跟他说了我和叔叔们在一起学习炒股的情况。慢慢的转了话题，我们开始回忆起以前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阿悦说：“记得以前你长得象冯巩一样，瘦得要命。我那时候在你旁边开诊所，你在修理自行车和电焊。那时候我们旁边有很多的算命先生，你记得吗？”“记得，记得。记忆最深的算命先生老朱，我们常取笑他是不是借着帮女孩子摸骨，对人色迷迷的动手动脚。他还常常拿一个龟壳，喃喃说龟卦龟卦最灵！”我比了比算命先生的手势，看得连司机都笑了。
车到了一栋别墅停下了。他们陆陆续续的进去了，阿悦看我呆呆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拍拍我肩膀：“秉麟，你愣什么啊？要不要进去”“我在想，我回家好了。”我担心的说。他笑笑的说：“进去看看吧，你别赌就是了。”于是他拥着我走进了大院的门。
（4）一堆赌徒（下）
到了里面，只见有几张桌子，桌旁有男有女。阿悦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我就靠他身边站着。我的样子给人有点象做小偷的感觉。对面有个女人叼着一根香烟，看了看我，眼角对我挑了挑。我刹那间脸红了，赶忙把头低下。那女人笑了说了句：“这孩子，傻不拉几的。这么嫩，谁带来的”。阿悦有点不舒服的回了她一句：“要不你带回去，还没开封条。算你便宜点。”
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赌博了。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我看着桌上的钱在滚来滚去。突然阿悦动了动我，手里抓着几张十元的，示意我拿着。我飞快的接过钱，装到我的口袋里。我刚要张口说话，他比了一个手势，叫我闭嘴。我赶忙把双手插到口袋里，站着闭上了嘴。就这样，有时候是一张，有时候是两张，我不断的往我的口袋里装钱，然后象个白痴那样的站着。突然一个熟悉的背影从我的面前闪过，我纳闷了，怎么那么的熟悉？当他走到我的面前，对我一笑：“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一巴掌。”我心里一喜，原来是志斌。我定了定神说：“没有啊，我没赌。”他笑笑的说：“我知道，你一直插着双手站在这里。秉麟啊，以后别到这种地方来，没事的话快回家去。厦门这地方现在很乱。”然后他又窝到另外一个赌桌去了。看着志斌，我真想劝他别赌了。可是过几年后，我才发现我错了。因为赌博就是他的天性和他的生活。他也曾在输得稀巴烂的时候，向我借了一点生活费。但起起落落几年后，他在一次的豪赌后收手去开办了一家木板厂。转回头看他是一个职业的赌徒，对他的人生来说他对得起自己。我也不能说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桌上的钱慢慢的少了，赌输的人大骂了几句倒霉走了。阿悦笑呵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罗，吃饭去。”我点了点头。我左右看了看，只见我那些叔叔还在忙着赌麻将，我想就不跟他们说了，和阿悦相拥着走出了大厅。到了门口，我们打的直奔海边的餐馆去吃饭。车上我问阿悦：“你干吗给我这么多钱，快拿去。”我掏出了口袋里钱。阿悦推了推我的手说：“你怎么那么苯，我和他们赌，银行出来后的钱都是一捆捆的，我抽几张，他们也不知道。抽几张大家也没时间数。这些钱就给你了，哈哈哈。不过最今厦门不大好很乱，大家都跑这里赌博。我想你还是跟我回去吧，这样下去你会学坏的。”我头脑一片空白，应了一声哦。
吃完了饭，我送阿悦离开了厦门。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赌博，之后没再见过。看着船的远去，我对社会的现状有点迷惘。对于我的未来非常的模糊。 。。
《操盘手：太子桂》（五）
（1）浮夸的1994
1994是赌博盛行的年代，也是集体打架斗殴的高峰期。地方性的所谓“基金会”开始成立，把地方经济的泡沫推向了一个高潮。街上到处有“铃木王”摩托车在飞奔。卡拉OK开始在老家的小城镇里流行。大大小小的酒家如雨后春笋，三步一家。大大的影碟LD，一首“花心”到处的传唱着。手抓着大哥大和腰间戴着BB机是年轻人财富的象征。浮夸到处可见，反正没钱就去基金会贷款。基金会贷款不到就玩点民间的“互助标会”。于是接下去的几年就出现了基金会倒闭，一堆人到处躲债。民间的所谓“互助标会”随之也玩不下去了。
那时候的还流行各村各社成立“武馆”。锄头把有些店铺卖到脱销，因为都被拿买去搞成棍子了。出门得小心，你千万别乱说你是哪里的。要不一旦不对头，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被人家揍。记忆最深的是朋友群勇。有天晚上，我和他出去玩。回家到了我家门口，我跟他说慢慢走。告别后的第二天，他躺在医院了。我问出啥事了。他说那天晚上分手后，他走到了四叉路口。忽然有人跑过来问他：“你是哪里的？”他以为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了就回答：“我是珠浦的。”还没等他回过神，几根棍子就劈面而来了。
接着几天四叉路口，战争不断。人啊是用大卡车载的，棍来棍往的。据说那时候打架斗殴之钱，没人得先分一包的“红塔山”香烟。打架完毕得喊喊口号：“如XX社必胜！”等等之类。当然啦，警察总是出现在事故发生后。当那刺耳的警笛声到现场的时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我实在是郁闷，难道就不能不鸣警笛吗？我总感觉警笛声更多时候让犯罪分子有了逃跑的时间。
群勇出院了。他一发狠说：“以后我他妈的不许谁打我了，我混黑社会去。”于是过几天看到他在自己的手上刺青了一个字“忍”。当我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我嘴都笑歪了。我说：“我看你能忍多久，刺一个忍就是进入黑社会的标志？”他说：“不，我还要在背上刺一条龙！”“那不是永远是“龙背”了？我捂着肚子开始使劲的笑。这时候他才知道我说的“龙背”是什么，到处的追着要打我。因为“龙背”在闽南语中和“倒霉”的读音是类似的。
接着他开始去“武馆”联系武术，每天汗流浃背。最后更是下了重金，把金戒指卖掉用于参加散打的培训。可是还没等他散打学习毕业，那一年的征兵开始了。于是为了对付体检，他狠心的又把那个“忍”字去除掉。当他叫阿悦帮他用手术刀去掉的时候，他一边叫着疼，我一边在旁边笑着。他说：“秉麟你怎么这么幸灾乐祸啊？”我说：“你不知道啊？我都要笑死了，我肚子疼。”
征兵的结果出来了，他还是没通过征兵的检查。因为他还是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条件。他的特种兵之梦灭了，之后他转而去学杀猪。问他选这个职业为啥？他说，杀人是犯法的，杀猪是光荣的。
那一年，乐的事情也挺多。有一次朋友几个玩在一起，刚好在吃螃蟹。大家基本都喝高了，语气开始有点冲突。朋友财成见铧智在吃螃蟹的大爪子一直咬不开。于是就拿起他的大哥大说：“拿去把它砸了。”我们傻了没反应过来。天福问了：“你是不是喝傻了，好好的叫我们拿去砸。”他说：“他妈的。我是叫铧智拿去砸螃蟹。不是叫你。”天福气来了：“你以为你有钱啊，妈的。老子新一代的翻盖摩托罗拉。”
气氛开始不和谐起来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更疯狂，两个人忽然把手机都砸向了对方。大家只好站了起来劝架。可是事情没完，他们说要是谁有种的话就现在穿着内裤去跳“五口桥”。两人说完就脱下了衣服，说其他的人都等着我们两个去比比。两人就摇晃着出去了。我们不放心随后跟着。可惜还没到目的地，也没见他们脱光光。他们就在路边睡着了。我们只好扛着他们两个人回家。第二天醒来，天福的第一句话：“哪个该死捡了我的大哥大了，我的大哥大到哪里去了？”
（2）那段农民的生活
我很无奈的离开了厦门。离开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不能跟着叔叔那样整天的这么混下去。于是我回到家里，我开始和弟弟做着室内外装修。那段时间没有钱能让我去开户炒股，闲了就买几本股票书楱合着看。我这么看也看不出什么来，看来看去一头雾水。
有天，远方来了一个朋友叫乾森。他在我家里住了几天，我们两个天南地北的说着各自的理想。最后他热情的邀我一起去他家一起种植花卉。于是我就拿了一堆书，收拾了一些衣物就跟着他一起走了。
到了他家后，他的父母热情的招待了我。我们两个开始不断的到厦门去观察花市价格，最后我们两个决定种植菊花和月季两种花卉。我们向当地农民租了十来亩的地，请了一些人帮忙耕地，整理。说起那菊花，真的是一绝。这种花卉比股票十送十还厉害。只要一棵菊花，就可以不断的从母株上扳下芽然后进行不断的插扦。那个时候的我们就靠靠几百棵菊花进行繁殖，所需要的成本相当的低。每天我和乾森在田里挥洒着汗水，看着这一片的菊花，我心里充满着无限的希望。我心里想着要是菊花卖了能积累点资金，我就可以自己去开一个户，我就可以自己去撕杀一场了。
眼看着菊花慢慢的快收成了，我们觉得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种植计划了。乾森向他父母借了点钱，我们又去调回了几千株的月季。我们马不停蹄的忙碌着，起早摸黑的照顾着我们这花圃。每天浇水、施肥、除草，顶着那太阳，乾森总笑着我说：“你都成黑人了。实在想不出你们城市人也会干这个活。”我笑了笑说：“还是财迷心窍啊。兄弟，我啊贪财啊。”不过说真的，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是挺勤快的。那个时候也是我这辈子最为劳力的时候。基本上来说，好象参与体力劳动的生活就那个时候而已了。几个月过去了，收获季节到了。我们把卖花的商人叫到了我们的花圃，谈好了价格，让他们包下了整个花卉的销售。我记得那时候的花价挺高的，每一支菊花的批发价格可以拿到一元。最令我们两个开心的是那年的情人节，我们的月季花批发卖到了五元一支。望着辛苦的劳动所得，我开心的哭了。说真的那是第一赚到那么多的钱。乾森和我商量着继续扩大发展花圃，而我心里想的却一直是我那股票的世界。那时候炒股开户也没多少的资金限制了，于是我把花圃留给了我的朋友，揣着四万元离开了乡下。
多年后的某一天，老朋友乾森在证券公司找到了我。那个时候的他很瘦，那年的冷空气几乎把他的生活毁灭了一半。他在喝了一杯茶后对我说：“阿桂帮个忙吧，借我点钱。我的果树都冻死了。我需要点钱去买树在重新栽种。”我很无奈，那年刚好遇到股灾。我在深安达上遭受的狠狠的一击，银行天天在逼我去还贷。我沉默了几分钟，我不好意思说我没钱。乾森不知道我的难处。在我沉默的那个瞬间他的脸色更加的沉重了，他摇了摇头说：“兄弟我走了。”他拿起了摩托车的安全帽走出了证券公司。我看着他的背影，我无比的羞愧。我跟弟弟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弟弟手上还有没有钱，有的话给我送点过来。然后我跑到了窗口对着乾森喊叫叫他停下。弟弟这时候也已经赶了过来，手中捏着皱巴巴的两千元。我抓过钱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乾森，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拿着，虽然不多。等我有能力了，我再把钱给你送去让你再去拼一把。”乾森感激的点了点头走了。事后我多年一直没再见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外面闯荡。
（3）精品店，服装工坊
离开了乡下；爸爸知道我带回来了部分的钱。就问我打算干点什么。我不敢说要去炒股，于是就说暂时不知道。他说不要乱花钱，得想办法做点事业。我想了想自己对股票又不懂，还是搞点比较实在的吧。
经过一段的摸索，和服装班同学成立了一个“服装工坊”。那个工坊从开业到倒闭，我都没为其起过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