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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不需要自行制造，也就没有建造兵工厂的必要，与之配套的煤矿、钢铁厂等相关设施，自然也就得不到成规模的建设。然而，这些工厂的存在，除了以国防为目的之外，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计划的重要一环，缺少了这些重型工业，轻工业的进展便不可能顺畅。
在一些观点看来，兵工厂以及相关设施的费用实在过于庞大，并不是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所能够承受的，除此之外，重工业的成长，无不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钢铁业来说，日本的几家大型钢铁厂，在接受了中国东北大量的资源之后，才得以在二战末期形成国际竞争力，而中国钢铁业的昌盛，则更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尽管事实如此，然而历史却和理论家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出于战争的需要，兵工厂被大量地建立起来，这些一度曾被视为“挥霍”的行为，却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酝酿出完全不同的因子。
在1914到1918的连天战火中，当印度孟买的棉纺织工厂无法从欧洲获得技术输入，无法从欧洲制造商那里得到机器设备而陷入困顿的时候，中日两国却凭借着自行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使得轻工业获得了相当有力的技术支持。
就实际情况来说，尽管当时两国的军工水平还徘徊在极低的水平上，但是比起一筹莫展的印度人来说，上海和大阪的棉纺织工厂简直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
这种幸运还远未停止，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以及交战双方海军对海上交通线的交互骚扰，使得在那四年之中，欧洲人几乎彻底放弃了亚洲这一广大的市场。现在我们不妨想一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当外来竞争忽然消失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答案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真空，进而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任何一个时期，这样的情形都是生产者所最乐于看到的，因为无论生产成本有多高，只要产品一被生产出来，就势必会被抢购一空。当这种超额利润被累积下来的时候，就又会集结成巨大的资本力量，让企业有能力获得更好的技术，进而在战后的时候也有能力继续占有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技术充当了资本行进的动力，缺乏技术滋润的资本，很容易在固步自封中变得僵化。
反观中日两国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正是沿着技术的轨迹行进着。
反过来，由于没有（或很少有）技术支持，使得印度孟买的纺织厂在战争岁月中，只能靠增加人工而非机器设备的方法来增加产量，尽管这样做同样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但当战争消弭，外国资本重新卷土归来的时候，面对着强势资本的竞争，无奈的印度人就只有裁员一条路可选，与之伴随的则是整个棉纺织行业的萎缩。
一个小小的决定，有的时候可以引发巨大的改变，对于孟买来说，做什么样的决定，权力或许不在自己手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的改变就此发生，而且是无比真切，无比残酷的。
那么，当我们理解了技术的独特内涵与重要性之后，一个新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中国人对于技术的歪曲心态，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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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资本增长的动力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老者在前往新疆伊犁的谪遣路上，接到了一封来自友人的信件。
这个老者叫作林则徐，而给他写信的则是魏源。
在这封信里，魏源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大清海军和英国海军再次开战，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魏源之所以要写这封信，是因为他预料到，由合约而换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在不久的将来中英或者中西方之间，必定再次爆发一场大战，因此必须提早准备。而之所以要给林则徐写信，是因为林则徐曾有过与英国海军正面对抗的经验，也曾多次击退来犯的敌军，在和西方国家作战方面，他绝对是当时的权威人士。
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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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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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异在劳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有些人却难于维持自己的生活，当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快被瓜分完毕时，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于是，富人与穷人便有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富人只想保持自己的财产权利、以及掠夺、支配穷人的权力，而没有土地的穷人，则基于自然权利，把自己的生活需求与取得他人财产的权力等同起来，他们不是接受赠与就是掠夺富人的财产。
就这样，人类社会上一方面产生了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暴力和掠夺的关系，原本稳定的社会形态，就这样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或*状态。
当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感觉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于是，他们便向占有少量资源的人提出联合的请求，要求产生一个共同的保障体系，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人人都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
就这样，富人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沿着这样的路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地位被合法地确立了起来，他们所占有的财产与资源受到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建立公共权力与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法律巩固了所有权，使富人对资源的巧取豪夺、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合法的权力，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获得了全新的统治力量。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权力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人们开始将公共权力托付给一个令人信服的群体，而这就为这一群体将社会资源占为己有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群体的名字就是政府。
这样一来，麻烦就变得大得多了。
当这一蜕变真的出现后，其结果是合法权力变成了专制权力，在政府中行使权力的阶层，很容易将自己看成是主人，而将广大民众看成是与自己争夺利益的对手，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却是不平等现象的深化与普遍的道德堕落。
当这种现象达到顶点时，便会出现了极度专制与*的局面，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民众反而重归平等，这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被压缩为零：民众除了服从于政府的意志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权利；而政府除了满足它自己的欲望、维护既得利益阶层之外，也再也没有别的规则。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一头独大的情形，还要严重得多。
对于自身的历史，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假如我们能够对中国政府的由来做一深入了解，便可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