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了解到案情后，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异常严肃地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随后，何叔衡要求先进行外围调查，然后再转入内线取证。为摸清谢步升本人的基本情况，调查人员不辞辛苦，辗转几个地方，终于找到谢步升的妻子杨氏。杨氏知道调查人员的来意后禁不住痛哭流涕，向他们哭诉了谢步升的恶行。原来，谢步升经常与一“妖婆”来往，嫌妻子碍手碍脚，便偷偷地将其卖给山河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杨氏被卖后并没去老光棍家，而是偷偷跑到远房表姐家躲了起来。杨氏还向调查人员反映了谢步升的贪污犯罪事实：在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其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私自挑回，将衣物数件拿回，还将一包金银首饰拿回家藏了起来；在“一苏大会”前夕，其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徇私舞弊，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一苏大会筹备处”，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自卖给大米商杨氏哭诉谢步升的罪行后叹口气说：“我知道谢步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他是不得好死的。”
据杨氏所说，她指的两年前就与谢步升有往来的那位“妖婆”并不是朱秀秀，而是被镇压的瑞金大地主谢益金的续弦汪彩凤。据汪彩凤说，1930年夏的一天早上，她在院子里干活，谢步升带着县苏维埃军事部的搜查人员进家来，说是要搜查谢益金家里是否暗藏了武器。搜查员没有查到武器，对汪彩凤教训一番后便离开了。可谢步升却在当天晚上又到了谢宅，威胁利诱占有了汪彩凤。
毛泽东听到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马上表示：“谢步升案我听说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⑤
办案人员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更加有信心地深入调查谢步升的案子。很快，叶坪村群众就揭发了谢步升以往利用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多吃多拿，巧取豪夺，侵占苏区财物，还随意抢夺群众的家畜财产等，不一而足。调查中人员还发现了谢步升抢劫瑞林寨布店邱老板的案件。瑞林寨是瑞林区的集市，北面与宁都县交界，是方圆几十公里比较繁荣的商品集散地。群众举报说，被抢劫的瑞林布店邱老板在遭遇变故后，便心灰意冷回到福建汀州去了，临走时把被抢物品记在一个本子上，交给可以信任的邻居赖崇发，交代说，如果这桩土匪事件被揭发，就交出这个本子。邱老板记录的被劫物品有：碎花布3匹，价值大洋105元；毛蓝布3匹，价值30元；呢子料1丈，价值20元；其他长短不一的布料5份之多，价值60多元；银饰物若干件，价值26元；喂了三个月的条子猪，重约60—70斤，鸡5只，鸭大小6只，被抢物品总价值约为270大洋，另有现洋108元⑥。
至此，过去被谢步升欺压的群众敢怒不敢言的局面打破了。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受命于谢步升杀害谢深润的凶手被抓获，目击者黄水生也站出来证明谢步升杀害谢深润的犯罪事实。随后，1927年谢步升为谋财杀害南昌起义南下军医的事情也被揭发了出来。谢步升从军医那抢来的金戒指、军用水壶、军装和毛毯等物品，在谢步升的母亲和姐姐家里查获。此行，办案人员还发现谢步升私藏的大米和钱币。
铁证如山，何叔衡决定，马上将谢步升逮捕关押。但出人意料的是，谢步升被关押后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竭力袒护谢步升，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并且说这是调查员为了报私仇故意向谢步升发难。不仅如此，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诬陷中央工农检查部，说检查部与中央路线相对抗，是在推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中央工农检查部和调查组释放谢步升，并称谢步升问题将由中央局调查处理。何叔衡闻此消息，十分气愤。他表示不同意放人，并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得知后拍着桌子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样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与此同时，何叔衡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连夜赶往东华山，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坚定立场为中央工农检查部及时公正办理谢步升案件增加了信心和决心。
第5节；三、依法依规惩治腐败的先河
三、依法依规惩治腐败的先河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谢步升案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展开。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如下：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谢步升在案发时已是中共党员，但是并没有内部监督机构参与处置该案件。这是因为党当时尚未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共中央于一年以后的1933年9月17日才作出决议，决定“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⑦因此，当时对腐败案件的处理，主要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裁判机构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当时的瑞金县属于中央直属县，谢步升案由瑞金县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立中主审，谢正平等陪审。经过举证审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裁判部发布谢步升案的第八号《判决书》。⑧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法庭主席潘立中，陪审谢正平、钟桂先，书记杨世珠，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谢步升。根据原告机关的材料、法庭审判的结果与被告人自己在法庭的口供，被告人的反革命事实已完全证明。
谢步升，男，瑞金九区叶坪人，曾为共产党员，兹将被告人的罪状列举如下：
一、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
二、他当村政府主席时，借主席的势力，弓虽。女干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
三、奸淫了谢深润的老婆，因谢深润打他，就说谢深润是社党，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四、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大洋270多块。
五、偷了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每只牛得大洋3元，总计得大洋33元。
六、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并拿了金戒子2枚，光洋5个，还有怀表、毡毯等物。
七、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二只。
八、1927年8月，伙同他人抢劫了瑞林寨邱姓的布店，把布、现洋、鸡、鸭、猪抢劫一空，他个人得赃款93块大洋。
九、把自己的老婆卖了，得了3头黄牛，三头黄牛卖了1700毛（毫子）。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死刑，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对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主审：潘立中
陪审：谢正平钟桂先
第6节；
从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分析，谢步升实施的违法行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财产性的。一是利用职权侵吞公款3000多毛（毫子）和打土豪所得财产；二是利用职权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段将收买群众的米卖给“苏一大会”，用自己小牛换大水牛的方式窃取公共财物；三是利用职权偷盖印章贩卖牛，以每只得大洋三元的方式骗取公共财物；四是杀死军医，窃取其金戒指和毡毯等物。在那个年代，谢步升实施的上述行为都可以构成严重的犯罪。正如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项英发表文章指出：“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2）人身性的。一是谢步升抢劫瑞林寨布衣店邱老板；二是谢步升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势力霸占妇女；三是非法剥夺谢深润和军医的生命；三是贩卖妇女，即用1700毛将自己的老婆出售。（3）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利用职权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公报私仇，说谢深润是社党，报私仇杀了谢深润。
谢步升不服一审判决，认为当过云集暴动队队长，打土豪分田地立过功，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作出判决。判决书原文如下：
临时最高法庭终审判决书，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5号（1932年5月9日）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审梁柏台，陪审员：邹武、钟文芳，书记：李伯钊、何乘才，同时参加审判的国家原告人：陈子丰、张振芳，审判反革命案件的被告人：谢步升。
本法庭审理的结果，认为瑞金县苏裁判部1932年5月5日对于谢步升的判决书是正确的，谢步升的上诉否决，仍按照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原判决执行，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主审：梁柏台
陪审：邹武钟文芳
1932年5月9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这声清脆的枪响划过江西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声枪响。
四、苏区廉政建设逐步完善
首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分子。何叔衡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实行党对反贪机构的直接领导，在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查部、控告局和裁判部，这些机构广泛吸收和动员苏区工农群众加入，成立反腐轻骑队、突击队、群众法庭等组织，并委任工农通讯员随时检举腐败分子，一张巨大的苏区反腐网迅速形成。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反腐机构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暗访调查、搜集证据、打击腐败的行动让腐败分子防不胜防。中央苏区处决谢步升后，反贪机关连续作战，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60余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惩处了苏区的钟铁青腐败案、唐达仁贪污案、左祥云贪污案、陈景魁涉黑案和瑞金县集体腐败案等。在红色政权两年多的反腐斗争中，揭露并处理了一大批腐败犯罪分子。例如，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善和两区、乡，便查处72人，万安县、区各机关共查处60人，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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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县查处49人，永丰县查处43人。在中央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只有300万人的中央苏区反贪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这些腐败案的处理不仅纯洁了队伍，震慑了腐败分子，也使苏区群众更加扬眉吐气，斗志旺盛。
其次，逐步开展法制建设。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达瑞金后，找到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针对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当时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的状况，毛泽东让学过法律的董必武与何叔衡一起把这些漏洞堵住、堵死。董必武和何叔衡商量后，决定从健全组织和健全法律两方面同时下手。经过大量调查，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组织工作纲要出台了，包括《工农检查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查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工农通讯员任务》和《政府人员惩办条例》、《统一会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