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妇女节像往年一样，中午在公司的会议室举行了切蛋糕的仪式，全公司在场的员工都无拘束地共同来吃蛋糕，我把送给我的玫瑰花也分别送给了每一位女职工，或者是男士们的夫人，在生日与节日之际，共同度过这美好的一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日，而是全体女同胞的节日。不是她们沾我的光，而是我在沾她们的光，因此我的生日才被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我也被所有的女士们邀请共同参与节日的活动，共同分享美味的蛋糕。
也许这就是华远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被媒体认为是从来不会笑的我，此时此刻也许是笑得最甜美的一个。
（2007年3月8日）
放开喉咙（1）
2007年国际劳动节前，公司与昌平区黑山寨小学举行了一次联欢活动。目的有二：其一是公司为尚处于贫穷地区的小学校和小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捐助活动，为每一位在校学生赠送了一个装满全部学习文具的背包；其二是以“华远成长小学”历史重建的方式让全体员工重温了从入学到升旗的过程，并重开了语文、手工、历史、体育和音乐五项课程。
在黑山寨小学简陋的校舍和破损的桌椅中，我们再一次带上了红领巾，再一次从起立向老师问好、从遵守小学生的课堂纪律到排队集合等活动中寻找过去的经历，回味童年的时光，体验贫困地区学生们的生活状况。通过了解农村与城市的差别，我们反思处于幸福生活之中尚不知福的愚昧，以及重塑人生观与企业观。
我们在这里的每一节课要重申的不只是文化，对于文化程度普遍在大学以上水平的员工来说，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重新体验。虽然课堂上讲的也并不是小学的识字与“1＋1=2”的内容，但毕竟还是知识类的东西。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是学校破旧的校舍与课桌，更不是臭气熏天的厕所。我是当过兵、插过队的人，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中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也重返过插队的地方，去了解几十年后那里的变化，那里仍然比北京的深山沟条件更差、收入更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堂音乐课，让我从“放开喉咙”中联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策传导的关系。
我们在音乐课中要学习的是唱《同一首歌》。但音乐老师既不教我们识谱，也不教我们拍节，而是从声乐与器乐的发声原理开始，告诉我们声音是如何产生共鸣的，如何“放开喉咙”，并用拍手、鼓掌与用手指敲打喉咙的方式，简明易懂地解释了空间产生共鸣的发声原理。
在讲到如何用喉咙发声时，老师又告诉我们各种元音在口腔中软腭与硬腭之间不同位置的音阶，以及音束传导的方向，以保证发声的正确性。发声中自己听到的声音与别人听到的声音有差别，当自己发声时，声音通过骨头传导，因此称为“骨导”，而他人听到的声音则通过空气传播，因此称为“气导”，
这两种内外有别的传导方式让声音产生了差别。当我们唱“啊”的元音时，别人听到的并不是“啊”，必须在发“啊”的音时向“欧”的元音倾斜，这样在自己的“骨导”中传出“欧”的元音时，别人在“气导”中听到的才是正确的“啊”的音。
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中也许有这些原理性的教诲，但并未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今天听到这些则产生了许多的联想。
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持续了几年，尤其对房地产行业更是施以重拳，但都未能产生令民众或政府满意的效果，也许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放开喉咙”。
收紧土地与信贷的闸门等于是封闭了房地产市场化的“喉咙”。限制了供给与需求，等于是只给市场留下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让一股洪流拥挤在这小小的通道中打架，自然就会泛起无数的浪花，也必然会泛起一些看似“泡沫”的波澜。
当将保障居住权利与市场化地改善居住条件混为一谈时，这股潮涌就成了合二为一的一种力量，汇集于一个通道之中，如果这个通道被关闭到极度受限的地步，这股潮流必然像脱缰的野马，无论如何都不会按照从上而下的预定轨道奔跑。
两千多年前，李冰就用“放开喉咙”的方式解决了都江堰的水利问题。这个水利工程不是通过拦河筑坝、在“喉咙”中塞上一个闸门去人工调节流量，而是完全地“放开喉咙”，让水流更加通畅。这渠道的七成之水就等于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房，而那三成之水则应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人工调节闸门时，如果只放一头，另一头就可能会出问题。而如果“放开喉咙”，只设规则，不设闸门，把两头都放开，保持着一种有比例的相对平衡，就可能相安无事了。
就像唱歌一样，任何时候如果不能“放开喉咙”，大约都不可能唱出什么好歌来。嘴里含着糖说话的滋味大约和紧憋着喉咙唱歌的滋味差不多吧。
连续几年出台的调控政策，每次都引起无数的争论。这些反对的、不满的和明着不说暗着博弈的声音，既有来自于市场经营主体的，也有来自于广大消费群体的，同时还有来自于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机构的，甚至于平行的管理机构与上下级之间都无法达成共识，这大约也与没有“放开喉咙”有关。。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放开喉咙（2）
不管是器乐还是声乐，都要有一个空间，才能引起声音的共鸣。市场经济与政府的行政管理同样要有一个可以让投资者或消费者有选择的空间，但问题是，
一刀切的政策让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只能按一个标准、一种方法、一个定式运行。在一个人均GDP水平相差数倍的情况下，按一个发展模式调控，等于是让全国人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看同一本书、说同一种话、塑造同一种人。没有了空间就没有了差别和选择权，于是也就干巴巴地失去了共鸣，在这硬碰硬的摩擦之中，所能产生的大概就只剩下噪音了。
为什么这么多部委联合出台的政策会与市场中的反映有这样大的差距呢？这大概也与“放开喉咙”有关。
各部委之间管理机构是站在同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的角度上从上向下看问题的，因此这个管理系统内部的信息是用“骨头”来传导的。
这些部委也许并不知道，“骨导”会让自以为是“啊”的发音在“气导”中不等于也是“啊”，于是“啊”就成了“欧”。因此政策与实际产生了距离，形成了既不同音也不同步的结果。虽然主观上想唱出“啊”的音调，实际中却变成了铁与铁摩擦、碰撞的各种杂音。
检验政策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出发点，而在于实际的效果，在于市场听到的声音。
市场是通过“气导”来理解中央或部委的精神的，是靠竞争生存的，但却无法用“骨导”的方式来体会政策的含义。于是聪明人听到的是“欧”的声音，明白人猜的可能是“啊”，更聪明的人则把这种声音理解为想当什么声音就当什么声音，他们“马照跑、舞照跳”地做着正当生意，发着政策的财。然而那些并不了解“音律”的民众怎么办呢？只能在政策声音的变来变去中无所适从，不知道是该买还是该卖。大多数人则在无奈地等待房价的下跌中被活活地“气倒”，只能躺在旧房中骂娘了。
老师并没有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歌，也许所有人都熟知其旋律了，记不住的可能是歌词，唱不好的原因可能在于技巧。但当公司的员工明白了“放开喉咙”的道理之后，第一次站在一起合唱时歌声就像经过多次训练一样，不但节拍整齐、歌声嘹亮，并且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美好的感觉中自然地顺口淌出，居然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遍演唱时，老师只是告诉了大家男女分部的段落和女声的领唱部分，竟然也没有出现发声错误，得到了老师的夸奖。看来唱歌不是在道理与技术上有多么的复杂，而是要放平心态、放开喉咙，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打开心灵的窗户，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在歌声之中，这就是最好的歌唱。
虽然“华远成长小学”的培训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但带给公司员工的绝不仅仅是回忆了童年，不仅仅是学了一首歌、刻了一个章、学习了一段历史和听了一段孔子，更不仅仅是在团队分组的体育竞赛中拿到了名次，印在人们心中的，恰恰是那些从老师的教诲中举一反三而重新认识世界与市场的收获。
“放开喉咙”给我带来的体会，也许会让许多人都有同感！
不管是今天的世界，还是明天的世界，就像“风吹不散誓言，雨打不湿浪花”一样，总会有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形成的规律。
（2007年5月11日）
精神力量（1）
为了不忘记那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许多亲历过残酷的抗日战争、继而又为创造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国家与政权而奋斗的老同志与他们的子女，时常举行一些以历史战斗序列组成的纪念活动，以缅怀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出自己一切的故者。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我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我的父母至今仍然健在，成了这一群人中最幸运的人，他们不但见证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也仍在为从那时就树立的理想而奋斗。
其实父母很少向我们讲述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更多的信息反而是来自于与我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但重要的不是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而是他们传给我们一种为追求民众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斗的牺牲精神。
尽管父母早已退出了领导与工作岗位，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曾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与本色，以身体力行及不倦的教诲影响与约束着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寄希望于后人能完成他们毕生未完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
儿时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我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工作与出差让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极强的独立能力，可以并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文革”时，父母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可以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可以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并默默地为我们整理外出的行装，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但信任与理解却已在我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当那些早已转业进入地方工作的战友们无法照顾与关注家庭和子女时，是一群从未谋面的父辈利用他们在军队继续执政的权力，将我们这些流落于全国山区的娃娃们集合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这一批人今天已成为中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恰恰是在艰苦岁月中建立的生死之交，使他们对战友有着充分的信任，他们可以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期，用坚定的革命信念保护着未来的发展力量。
当父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从未听到过他们对“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有任何的抱怨，只看到他们已经满头白发却仍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中。干校的生活给他们的身体留下了不亚于战争的摧残，但却没有对他们的意志有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