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同中央的联系，决定派人回国。选谁呢？派回国的同志要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勇敢坚定，（要经过蒙古浩瀚的沙漠
与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又要有一定声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不能带任何证明）。最后选中了林育英。林是林彪的表兄。为完成任务，化名张浩。张在回国前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七大的主要文件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铭记在心。然后装扮成一个小商贩，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于1935 年11 月到达陕北，接着赶到瓦窑堡，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代表大会精神。
为了实现在新的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1935 年12 月25 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两天
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成为中共组织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关于可能性：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讲：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毛在报告中仍然把蒋介石集团作为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抗日
反蒋，但毛的报告中也说到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后台，在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致明争的。“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样，他就预见到中国买办地主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
为什么是重要呢？毛泽东指出：反革命的力量暂时大于革命的力量，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因此，要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作友军的人们，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不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向失败的道路。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毛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错误就在于，不承认日本侵略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承认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还指出：关门主义不承认反革命力量大于革命力量，没有必要组织统一战线。关门主义“为
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的结论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关于领导权问题：毛特别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如果党和红军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台柱子，革命就会失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是会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
动权。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本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黑锅，有苦说不出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把张当替罪羊。他对张说，我们两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人。张只能替蒋受过，下野出洋，当然失意之情，难以言喻。张回国后，1934—1935 年，受蒋之命，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就越走不通，越走就越痛苦。剿共三个月，损兵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7 名团长或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所没有的。正如张后来在自述中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心，而且乘机取消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其军饷，甚至张为阵亡者所请之10 万恤金，也被驳拒。以致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以降到不值10万元钱。1935 年11 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大受奚落，与当年蒋对他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张是莫大的刺激。
九一八后，东北军背井离乡，流亡关内，深感家乡沦落的痛苦，奉命进攻红军又屡遭重创，他们对打内战十分厌倦和不满，他们大声疾呼：与其同共产党打仗，还不如和日寇拼命。军心的动摇，对张的推动极大。事变前，张的秘书苗剑秋劝张，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却是百年大患呢。（与蒋介石说的恰恰相反）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说：“你才是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作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的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所以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张和东北军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打日本人。
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更加抓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 年1 月25 日，毛、周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红军还特别注意作东
北军俘虏的工作，工作取得了成效。东北军一个被俘团长高福源，像许多其他东北军一样，深受家乡沦陷之苦，强烈要求抗日，被俘后，感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一天，他对红军领导人说，他愿意说服张。高被红军派了回来。而这时张也正通过各种途径与红军联系。高见到张后，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光了。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对高说，休息一两天，就赶回
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正式商谈。中共中央先派李克农，而后按张的要求派周恩来与张谈判。4 月9 日，张驾着飞机到延安，（这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的管辖之下），在一所教堂里，张与周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周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张提出的各种问题。但也张有一些问题，对中共有启发。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张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他说根据这两年同蒋的接触和多方面的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的，蒋的错处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抗日，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抗日增加了困难。周对张提出了的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事关重大，愿意将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之后，再作最后的决定。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而且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中共与张达成联合抗
日的协议。这次会议对于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对周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次会议对中央政策的转变也有影响。中央讨论时，认为，连张这样在抗日的道路上迈出巨大一步的人，都不同意反蒋，那国民党的其他人就更难同意了。又抗日又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同时，也注意到蒋对日本态度的变化。1935 年11 月，国民党五次代表大会，蒋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的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内的主张抗日的人问：什么时候是最后牺牲的时刻？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回答：决不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假如有人强迫签订，就是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样，在东征回师的电文里，中共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是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荣的历史。杨虎城本人与共产党也有着亲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一贯对中共抱
同情态度。因此，当红军达到陕北后，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痛快地同意了。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那时已经确立，随后，中共与张也建立了统战关系，在联共抗日的一致目标下，张杨之间也达成谅解，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于是，从1936 年下半年起，西北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渐形成，时称“三位一体”。
山西统战工作也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时，在阎锡山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因此，不得不寻找临时的同盟者，他主动向薄一波（前不久逝世，最后一位七届中央委员）等人发出邀请，帮助他组织民众抵抗日本。他自己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1936 年10 月，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五人（后陆续增加到16 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个人身份接受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邀请，到太原协助阎从事抗战准备。不久薄与阎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薄提出：第一，宣传抗日主张不应受到限制，对抗日救国有利的事，我们都做，不利的事，坚决不做。第二，我以前是共产党员，（阎不知道薄出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做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事。第三， 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证安全。阎一一同意。会谈结束时，阎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了个人字，给其部下看，意思是称赞薄是个人才。后来，其部下对阎说，不该答应薄提出的那些条件，但阎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事，人家就是要把话说在明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这怕什么？就是要用这样的人。
会后，确定薄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区别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工作。薄首先对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机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