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反映出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不同于我遇见过的另外一些记者朋友，后者在流水般的采访、写稿、发表之后，往往只是编录、登记、存入电脑的文件夹了事，然后马上投入“新的战斗”（这也无可非议）。但宋振远同志不同，他把多年的“三农”采访调研所得，用十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红线串起来，又巧妙地冠以中国“一号问题”，把“三农”工作的历史性、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集中地描画出来。看完以后，好像看了一部“三农”历史纪录影片，不断地勾起人们的联想、回忆和怅惘，好象品尝了一道佳肴，回味无穷。」‘米」‘花」‘在」‘线」‘书」‘库」‘ ；http：//。。
这个文稿许多地方写得有新突破。说是纪实，又不只是记录，除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历史事实以外，还有作者精辟的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探索。说是理论文章又跳出了理论的“枯燥无味”，用大量他所亲身采访的事实把文稿装扮成了“常青树”。说是评论，更跳出了那种可以用“是是非非是是是、好好坏坏好好好”两句话加以概括的世俗评论，在多处关键性的历史事件面前敢于作出客观公正的独特见解，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例如，文稿中对杜润生先生在上世纪之初“5个一号文件”的主持制定作用给予积极肯定。又如，文稿结合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对陆学艺先生及其《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介。再如，文稿还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行了历史和学理的考证，不回避问题，也不扩大问题，话说得很辩证。拜读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位“后生可畏”的攀登者，他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令人钦佩。
当然，一部好文稿的形成，不单单在于作者的胆识，还需要作者通过辛勤的调查采访和占有大量原始资料，从而对“三农”问题进行科学提炼。通观全书，作者调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同时又追踪采访了参与和主持十几个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起草人，如陈锡文、段应碧、赵树凯、袁崇法等。此外，作者紧紧抓住破城乡二元结构到确立城乡一体化战略这条历史转变的大纲，使得中央几十年推进“三农”工作的各项重大举措得以历史的再现。
序（2）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如实描述了中央在用前“5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九号大院”（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全体同志所作出的艰难拼搏。作为改革开放之初“５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之一，我在阅读文稿的过程中，又勾起了对于当年岁月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千，思考良多。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烫手的“一号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弊端累积而成，已经接近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央农研室领导的“中国农业发展组”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文中援引了当时四川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引文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身份自由，这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两条最根本的原因。农民之所以没有起来“打扁担”，一是我党在长期战争中与农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二是我们给了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早晚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文章把这段话称之为“警世之言”，我也有同感。。dongdui。
依我的直觉和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历经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损害和“文革”的摧残，在临近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样农民用生命换来的改革，继而迎来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三农”工作会迎来今天这样灿烂的春天，历经30多年的良性发展，到今天面临告别二元发展、开始奔向城乡一体化，则不一定单纯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一种十字路口最好的发展结果。除了最高层的果断决策以外，当时作为中央农村政策“总参谋部”的“九号大院”功不可没。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已经谈到“三农”工作遇到的利益摩擦问题。揭示摩擦是需要勇气的。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代表人类最卑鄙、最肮脏的感情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过去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利益驱动下对“三农”工作的抵制，尤其是少数地方政府从扭曲的政绩观出发，进一步演变成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切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都由此而生，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序（3）
文稿中提出，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我高举双手赞成，而且还想补充一下，城镇化受国家财力制约不可能脱离实际地迈大步，但是城镇化确实还要迈新步，也就是文稿中所提的“就地城镇化”。应该指出，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畸形，除了一些地方盲目征地和强制拆迁的“过度城镇化”，还有东中西部生产力配置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长此以往，矛盾会更加突出，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文稿以邯郸市白寨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探索为实例，提出了“农民的房产要财产化”等改革议题，引人思考。其实，这是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大意是：无产阶级在未来掌握政权以后，要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句话引发了长期争论。一位资深学者曾干脆跟我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早知道，但就是有意识地不引用它，因为它给我们添麻烦。”我认为，这个“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所有制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3米3花3在3线3书3库3 ；book。mihua。net
这里讲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群体。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房屋、宅基地不能流转、不能抵押，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白寨中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将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这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今后还要把财产化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化。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四大必修课之一，因为这是一本剖析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如《资本论》中的资本运行经典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单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具有普适性。农民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使用资本化了，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才能得到优化组合。现在白寨中心村正在积极破题，这说明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
究竟“三农”这个“一号问题”我们已解决到什么地步？经过再三思索、反复衡量未来面对的阻力，我认为还是把它定位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加快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为序。
（序作者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后记（1）
后记
从“记录者”到“瞭望者”
宋振远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通常的定位是忠实记录历史、客观反映现实。但这一次，笔者尝试做了一次时代的瞭望者，写下这本《中国一号问题》。
在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李从军社长曾刻意强调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这实际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超越职业的小我，做社会进步和主流价值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社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村记者，笔者梳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紧扣社会的中心脉搏，善用历史眼光甄别改革难题，所以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做时代的瞭望者，应首先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政策实质，熟悉改革进程，以敏锐的政策触角区分时代“强音”和“低音”。
为此，笔者按农村改革力度和农民收入增速的标准划分，将农村改革发展大致分为6个阶段：
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发轫期”，大致为1979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有两项标志性改革对农民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其二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两项历史性的改革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是80年代中期的改革重心“转移期”，大致为1985年至1988年，这一阶段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三是8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调整期”，即198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国家从宏观政策上进行经济调整、治理整顿。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程度明显下降。
四是90年代中期的改革发展“加速期”，即1992年至1995年，以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为标志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五是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农民负担“沉重期”，农产品生产历史性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供大于求的相对过剩时期，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农民负担加剧，农村社会冲突加剧。
六是2006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期”。以取消农业税和启动新农村建设为标志，“三农”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取消农业税成就“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新农村建设也出现“被上楼”等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综观多年来农村报道的“代表作”，大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显示了记者在政策解读和宏观把握上的卓识和远见。
后记（2）
农村改革初期，像范敬宜、南振中等一批新闻界老同志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名篇，对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警示作用。
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进入缓慢深化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令高层大伤脑筋。像解国记、于绍良、刘健等一批新华社记者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等一批优秀农村报道，影响较大。
2000年前后，农村一些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需要“二次改革”来消化矛盾。笔者和同事刘健等写出《黄龙县为何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等一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题报道，引起高层重视，直接促进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整，并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难题。h米h花h在h线h书h库h ；booK。mIhua。nET
这些报道能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正应了一句老话：站得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相反，因为缺乏对农村政策的宏观认知和精准把脉，不少报道则“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改革的阶段性特质，老在发展“常态”里兜圈子，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翻翻报刊，打开电视，这种苍白的报道仍大量存在。
前几年，笔者曾与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一起调研城镇化问题。在交流中，李铁、袁崇法等知名学者就土地流转、城镇化等问题，直言新闻界一些报道频现“硬伤”，指出一些记者没弄懂政策和国情，没看到问题全貌，下去遇到某个侧面的情况就写简单报道，还盲目下结论，往小处说会闹笑话，往大处说会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
过去，我们说检验国企改革不是看一时效益有多大，而是看“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体制是否打破。同理，笔者以为，检验农村改革也应有个标准，即看农民民主权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看城乡收入差距是大了还小了。
后记（3）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一生坚守四个字：“勿忘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有句名言：“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这种职业的坚守，其实守护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新闻理想，正是它，教育了大批年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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