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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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股价继续飙升，从6月到10月，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元，如果从年初算起，一年的涨幅将近30倍；万科从元上涨到元，上涨了129％；金田从80元左右上涨到215元，上涨了165％；安达从8元涨到元，上涨了；原野从52元涨到143元，涨幅175％。
疯狂的股市终于把主管部门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11月26日，万科、安达、原野开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发展和金田两只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头崩溃，开始做空。
多方继续盘踞在深发展中抵抗，空方开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发力，十几天后，深发展也全面失守，股价跌停。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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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市雄起（1）
在主管部门对深圳股市调控之时，部分资金已经开始从深圳转战上海。
上海股市在资金的支持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热氛围下，也开始起步。
1990年5月，静安指数还在100点之下，当时的龙头股“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交易价90多元，按现在拆细来算，一股连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资金开始大肆建仓买入“电真空”。
到5月底，静安指数已经攀上100点大关。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
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新高—123点。此时，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向上海汇集。
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
9月底，静安指数300点。
在此期间，电真空最高突破500元，大飞乐、小飞乐股价均在400元左右，申华（600653，现在的申华控股）股价392元，延中实业（600601，现在的方正科技）股价242元，爱使（600652）股价突破200元。
电真空里显身手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之所以买电真空是因为该公司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杨百万第一次买了3 000股，将近30万元资金投了进去。
当时杨百万的盘算是，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就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 000多元。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上海股市雄起（2）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万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要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 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电真空又跌回到370多元。
后来有人到市政府去告状，说杨百万操纵股票价格。杨百万真觉得不理解：“我每股已赚了100多元，总共赚了5万多元了，为什么还不抛？”后来有关部门经调查后为他辟谣。而他则又在370多元时再次分批买进，电真空后来涨到2 500元。
回首沪深两市的第一次牛熊对决，这也是唯一一次在两大交易所成立前出现的大行情，分红派息所产生的盈利效应是最初的导火索，这也提醒后来的投资人，时刻都不要忘记股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回味多空双方的炒作手法，都够疯狂的，深发展10个月近30倍的涨幅，这种力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主管部门的表达手法也是相当直接，涨跌幅度调整、印花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全数上场，只可惜那时候的股民够疯狂，经济学知识也不太够，不像现在，一听“通胀预期”4个字，就开始调整投资策略了。但这种调控手法、这种调控思路，对以后的股市发展意义深远。
中国股市的第一轮大牛市爆炸式地来了、去了，等到1990年年底，沪深两个交易所挂牌成立了，官方、柜台、黑市、官员、大鳄、散户、意识形态、经济数据、钱袋子、国际、国内……绑在一起了，中国资本市场终于迎来了最重要的场子。
周小川、王波明、高西庆的设想成真了；
中央领导做出了推进改革的重要决策；
阚治东获得了发展事业的大好平台；
以杨百万为首的万千平民，获得了参与、分享以及失落于资本市场的正规途径；
此时的股市，对于黄光裕、张近东、王亚伟、赵丹阳还是一个相对遥远的地方……
交易所的首日生涯
深圳交易所开张营业的第一天过得很不容易，险些被几大券商暗算。
当天开盘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委托电话打入，要知道这已经是经历了一波疯牛后的股市了，是已经引发全市人民心跳眼热的股市了，是已经缔造了深发展神话的股市了，交易所开盘后，竟然无委托，怎么了？
后来才知道，深圳当地的几大券商提前已经达成协议，有单不报，就是要让交易所开业零成交。
最后只有一家机构的交易代表做了5笔交易，成交了8 000股安达股票，让深圳证券交易所度过了冷清的开场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起点很高，直接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纽约、伦敦等老牌交易所也想无纸化、电脑化，但问题是百年的老场子，制度、设备都已经定形了，交易员大呼小叫、交易单飞舞的场面停止不了。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些创始者的前瞻性，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储存高效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日当天，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也就是俗称的“老八股”。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3秒钟，便被万国证券吃进，但该交易因价格问题，后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后，被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格元，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笔交易完成。上海三大券商海通、万国、申银全都在该笔交易中亮眼，万国的买入无效，彩头并不好，巧合？缘分？也有说法称，这笔交易实际是杨怀定通过申银的账户吃进的。
第一天开始了，以后是第二天、第三天……
第一个月、第一年……
到现在的20年，一路走来，波澜起伏……
1991年时，周小川43岁。
资料显示，周小川的籍贯是江苏宜兴，先祖是魏晋时期“除三害”的大名人周处。
周处后代在宜兴分为数支，周小川这一族是其中一支。周小川的祖父有四个儿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排行第三。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据报道，周小川自己曾表示：“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部长之子，先天经济背景。
社会里摸爬滚打
周小川高中毕业后，正值“*”开始。1968年，20岁的周小川“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锻炼。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专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1978年，周小川开始参与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川汉输气工程”与“30万吨乙烯工程”。据报道，周小川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分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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