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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明的是，中国应当建立的不是全球争霸式的海权，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同时全球的海权极有可能让中国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过度投入，实为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一支适度的、防御性的，但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安全、商业贸易和能源运输的海上力量，尤其需要集海陆空权为一体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以保证中国经济命脉不至于被人掐断，以维护中国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
根据现在国际社会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我们简单地依赖国际法和联合国的话，就可能在真正冲突来临之际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我们发展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必须将中国的海洋战略意图清晰化，作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特别是作好与美国和东盟的沟通，并且认真研究国际海洋法的相关国际条文和公约，培养出相当一批精通海洋国际法的专家。
面对人类文明逐渐演进的后现代化规则和普世文明规则，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海军力量的同时，应该注意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文化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国际沟通手段，努力营造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新形象，努力展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绝不是西太平洋的一个新兴霸权。
如何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不引起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引起中国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较大的摩擦，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地传达中国发展正当的、自卫的海洋权力的合理性，并综合运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来赢得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如何在扩军的同时能够并行不悖地考虑到现代国际法的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对中国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因此中国海权和海军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综合议题，需要军事理论专家、海洋地理学家、海洋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专家、国际公关策略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家通力合作，这将是事关中华国运的重大课题，必将是未来一代、两代人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
海权即商权
关于中国海权论，还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认识误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１）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军是一个花费甚巨的军种，因此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不应该过度向海军倾斜。
海军的确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科技含量很高的军种。但是根据海军花费昂贵就认为国家不必向海军倾斜的观点是错误的。倪乐雄教授在《海权与中国发展》一文中非常精彩地批驳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满清王朝正是在海军投入上挪用海军军费７５０万两，并且在其他奢侈工程上浪费白银１０００万两，而对海军军费则是极尽敷衍塞责之能事，最后在甲午中日海战战败后中国连本带息共赔款６亿两白银，还不包括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带来的百年国耻，以及中国由于中日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全部丧失和国家之后陷入的毁灭性内乱。一战之败，对中国国运走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8）
经历了近现代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人应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建设强大了，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依然要警醒，要有极强的危机感，中国海军不强大，中国海权一天没有确立起来，我们一天就难以安心，我们就会忧心忡忡。因此，我们依然要疾呼：人民共和国要常备不懈呀！
（２）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海军和海权会走前苏联的全球扩张的老路，会导向中美全球海域争霸，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拖垮。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海权的发展的确是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前苏联发展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的低效性和资源的无效配置很难衔接得上海洋业的发展，而且前苏联本身就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国家纬度偏高，发展海权非常困难。一种落后和无效资源配置的高度中央计划的体制和现代工商业所促进的海洋经济和海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前苏联的经济能力和海军野心完全不对称是其被拖垮的重要原因。
同样，中国历史上海权的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也不是偶然的，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是无法推动持续发展的航海业的，因此永乐大帝断绝海运既是眼光狭隘的问题，也是经济体制与海运完全不相符合所造成的。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经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量和商品经济容量是促进中国海权不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财力，同时海权又是保卫和促进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海权是正相关的关系。另外，中国追求的是防御本国的经济运输链条和能源运输链条的海洋防卫权，并不着眼于与美国全球争霸，因此不存在中国经济被拖垮的问题。相反，外向型的经济体，一旦贸易运输线路和能源进口线路被封锁，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被拖垮。
（３）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并不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海权，事实上德日选择了一条将本国海运安全托付给美国的做法。因此这样的观点认为，选择一条将自身海外贸易安全托付给超级大国的做法，可以免去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也可以避免和超级大国的恶性对抗，同时依附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一样可以成为成功的世界经济强国。德日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德日将海运安全交给美国，而且国内没有核力量，皆是因为德日两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双方在军事上已经被剥夺了完整的发展权利，日本还被剥夺了完整的国权。尽管德国的防务现在已被纳入整个欧洲的防务体系，但是欧盟在防务上依然没有取得完整独立的地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盟依然是隶属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依然是领导，承担欧洲各国海运的安全。德日的地位因为在海洋力量上对美国存在依附关系，因此美国人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是美国保护了德日的全球安全。美国一旦在战争中和反恐冲突中陷入财政困境，自然就会到德日两个大“银行”里去取钱，而德日则只能乖乖地将大量的“保护费”送到美国手中，一边是收得有理，一边是交得情愿。
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恶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日冲突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一个没有完整国权和独立防务的国家，一个将自己海运安全和经济命脉完全交在别人手中的国家，无论经济科技如何发达，在对手的逼迫下，一签广场协议实现日元升值，二签巴塞尔协议被迫按照美国的计划实现银行改革，日本经济命运因此注定了走下坡路，而之后则是美国经济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络革命的士气如虹的１０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9）
在欧美剧烈的经济、贸易和政治冲突中，欧洲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欧同属于一个国际价值观体系和军事同盟，但是美欧经济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重合性。当美欧都迈向资本主义最高级阶段——虚拟货币经济时代的时候，一场美欧货币战已经是如箭在弦，美国如何维持自己遥遥欲坠的美元霸权的地位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在国际经济中维持自己的独超地位。而这里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美国面对欧洲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美国全球性的军事优势和海权优势，当欧洲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防务系统的时候，欧美之争就决定了美国掌握了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未来美欧的货币之争必将愈演愈烈，美国将使用何种手段对付欧元将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话题。
而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方大国，我们的防务体系当然不能和战败的德日相提并论。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以其巨大的战略魄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使得我们在冷战中既不是前苏联体系中的东欧，也不是美国体系中的西德和日本，而是真正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
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强大的中国经济，和保卫自己经济建设果实的独立海洋防卫力量，“我们不把刀剑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是必须能够把别人架在我们脖子上的刀剑隔开”（倪乐雄语），我们既要与全球化的经济融为一体，但是又绝不在战略上臣服于任何一个强权，也不打算交给任何人“保护费”，也不允许任何人拿海洋通道来讹诈我们，就如过去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打破美苏对我们实行的核讹诈一样。因为民族独立的精神通过毛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的血液中，这点绝不会改变，而且必将代代相传。
（４）在现代国际文明体系中，中国还有必要大力发展海军吗？
绝对有必要，前文分析的国际社会运行的四种准则正说明了：只要人类社会一天还存在丛林规则和弱肉强食的因素，只要康德的“永久和平时代”还没有来临，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卫建军的权力。我们不能做当代的“宋襄公”，此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样一个完全由丛林规则主宰一切的时代，居然鼓吹“仁义”战争，要求作战时不能偷袭敌人，不能使计谋，不能杀老弱病残，还美其名曰“君子不杀二毛”，最后为了一个“君子”的称号而使军队遭到惨败，差点亡国，贻笑列国。
今天的中国固然应该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远大目标，但前提是我们能够保卫自己安全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维护国际和平和正义，才能真正有能力和实力去提升人类的文明规则。正义没有力量的支持就无异于空谈，当自己的命运捏在别人手中的时候，谈什么都无济于事。
（５）有美国学者在与中方学者会晤的时候，曾反诘中国人：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利益是相互渗透、共存、共生、共荣的，中国经济利益受损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利益受损，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要遏制中国？美国有什么理由会从海洋通道上封锁中国的商品贸易船只？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深入专门讨论。有研究中国能源安全的学者分析美国的国家行为时指出，除了１９９３年的搜查银河号事件，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商船和贸易船只以及能源运输实施过封锁、禁运和敌对行为，因此根据美国既往的国家行为可以推断美国的行为是一致的和连续的，就是要维护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贸易体系，而不是破坏这个有利于自己的体系。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10）
考虑到中美经济共生体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地问下去：美国封锁或是攻击一个融入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会破坏美国自己设定的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体系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钟情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打击中国的经济，是否是在打击自己设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否会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会不会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的确，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国之间没有直接交过手，因为大国之间的核均势限制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另外，越战以后，美国进行的战争都是针对中小国家和没有融入世界市场之间的国家（比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美国没有和另外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交战，因为推进世界自由化的经济体系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但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历史上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是生死之战，在冷战中和前苏联也是“零和游戏”的全球争霸战，而战后的德日则是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而成功跻身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是全球体系中美国的盟国。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既非二战前的德日，也非冷战中的前苏联，也不是二战后依附于美国的德日，因而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最难判断的一个国家：非敌非友，亦敌亦友，可敌可友；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差距很大，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却融合得很深；双方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是在国家目标上中国却很容易被美国视为霸权的挑战者。在这样一种空前复杂的格局中，究竟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能够防止双方的冲突，还是中美冲突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