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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腰”越粗越好
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前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的危险（请对比图11…12和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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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11…13展示了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
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4）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
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应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暴发。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3０多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如果说实行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头等强国之梦、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做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办法解决。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从而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做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当前西方社会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剧烈冲突和危机的秘密。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能够较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避开大规模*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5）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我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前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五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冲突、暴力和仇恨，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进行*训练和*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并认识到*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五是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利于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纷纷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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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1）
一、西方说了算
只有强者才有话语权
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人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
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