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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朝雾弥漫江面，轮船迟迟未开，我怀疑省公安厅是否与重庆码头联系在船上拘捕逃亡者，脑际不断闪过影片《羊城暗哨》中结尾的镜头，特工在开船前的一刹那被捉，一时心惊肉跳起来，见每位旅客的脸上都呈现不安，互相猜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甚至想在此跳水，但转念一想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可能，判断未必无误，而且在江岸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绪极度紧张时，船头响起了起锚的汽笛声，客轮徐徐启动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一位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中年采购员，拟到万县一带了解市场情况，主动与我攀谈起来。红安原名黄安，涌现过上百名将军，从贺（龙）老总创建洪湖根据地，说到刘（伯承）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说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谈越热乎。在他看来，我是个热情机智、和霭亲切的年轻人，萍水相逢，相见恨晚，何曾想到我会是一名逃亡者？船抵万县，握手话别，留下地址，嘱我有机会到红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游览万家灯火的市区，还到影院看了一场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过三峡，险峻陡峭的山峰，汹涌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严。在悬崖绝壁上，正在开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有好几丈高。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伫立船头，心事重重，谁知哪年哪月能重游三峡？下午4时抵宜昌，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第一件事是购买到武汉的船票，又是旅客拥挤，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计从心出：1956年离开川报时我没有退回记者证，当时只想留个纪念，如今却派上了用场。在售票窗口，我出示记者证，说有任务在身，要赶赴北京采访，顺利买到一张统舱船票，当夜在锅炉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气放晴，江面开阔，一轮红曰冉冉升起，我触景生情，轻轻哼起了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插曲：
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年轻的水手出发去远航，
要问我们去向哪里？
到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绪平静，两位回河南探亲的干部与我年龄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语言，谈起长江两岸的风景和大跃进的形势。船员看我们举止斯文，谈锋犀利，特邀我们作为旅客代表参加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齐声赞扬他们的跃进精神和服务态度，在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为超载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实在值得学习，船员深为满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汉，我立即到江汉关东站购买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票。
离开车还有半天时间，我感觉车站是个不安全的场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车到江口中山公园游览。时值大暑，火城酷热，每个机关大门口都悬挂着“欢迎中央卫生检查团光临”的大幅标语，公园里树木扶疏，游人极少。1949年10月部队南下时，曾集体来此玩了一天，景象依旧，记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别深，如今侏儒还在，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当然记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朝华北平原驶去，广阔的视野，亲切的乡音，使我这个离开北方多年的游子心情激动。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某军事院校学员，面目黧黑，见多识广，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车驶近黄河大桥时，车速减缓，他告诉我，我们通过的大概是临时架设的便桥，前些天黄河涨水，数万名工人抢险；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雨讲话，鼓舞士气，话题转到国际形势。总理指出：随着我国批修加剧。中南关系再度恶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已启程回国，我国驻南大使伍修权仍留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笼罩起一个不祥的阴影。
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护照、交通等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是实情。”
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国雇员，也许是译员，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谈话内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员匆匆结束交谈：“就这样吧，再见！”
我刚走出大门，就有一位便衣人员拍我的肩膀：“请你跟我走一趟。”不容我拒绝，把我领到派出所，看了我的记者证，询问了情况，又把我转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
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想越境以改变现状者虽非个别，而成功者却绝无仅有。据我所知，只有钢琴家傅聪侥幸从波兰逃到伦敦，后来有马思聪坐快艇逃到香港，十分惊险。更令世人唏嘘的是陈独秀次女陈子美的出逃奇遇。她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万般无奈之下，与两个儿子一起泅海渡香港，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杀手也不敢贸然下海，而老妇弱子仅凭一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与回头是岸的苦海展开孤注一掷的搏斗。子美母子的壮举，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其难度系数比起马思聪不知超过多少倍，所幸上天保佑，竟获成功。我辈逃亡的归宿，则是炼狱的进口。后来在劳改队中结识不少“投敌叛国犯”，都是逃亡的失败者。有人仅是给公安局写信申请出国留学或与某国使馆联系，或凭“收听敌台”进而给香港某先生通信，或因与人神聊幻想出国避风被告发，便被判处长期徒刑。梦幻中的天国与现实生活中的地狱，仅有一墙之隔。
到公安分局，我被押解到类似礼堂的大房间，门口有持枪民警把守，里面簇拥着百余名形形色色的被收审者。年龄较小的似一群小偷，他们正低声串供；有些似行乞者或工人，心事重重，低头不语。到了这个份儿，想再逃走显然是不可能的。经一个个传讯，深夜才把我关入拘留所。一周的旅途劳顿与惊恐似乎得到解脱，我竟呼呼大睡。
拘留所里每间房约十几平米，却关了七八个人，在木板床上挤成一团。组长四十多岁，对这里的情况很熟，估计是从对面看守所调来领导这些在押者的。他不断地启发人们交待问题，说小偷小摸不算啥，男女通奸也是小菜一碟，盗窃公物问题比较严重，如系初犯，交待得好也可释放。在他的启发下，发言者相当踊跃，特别是扒手一类，一会儿想起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偷到一个钱包，一会儿交待在前门车站作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坦白曾与自己的亲妹妹发生性行为……
稍顷，大家在空坝里集合，听分局一位副局长讲话。他面容消瘦，戴着眼镜，举止斯文，他说：“大跃进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京郊和外省农村都在办大社，一个乡办一个大社，到公共食堂吃饭，还有工资，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以米面为主食，以肉、蛋、蔬菜为副食，今后将以肉、奶、蛋、蔬菜为主食，以粮食为副食了，桌上摆着七碟八碗，敞开肚子随便吃，城乡居民的生活有极大提高，人人也都要树立集体主义的好思想，你们那点违法违纪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下去好好交待，轻装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时人民公社尚未定名，他姑且称之为大社，他神情激动，不乏喜悦与真诚。他一定想不到在几个月到一年之后，全民饥饿的灾难便蔓延开来以至无法收拾。
拘留所开两餐，每餐一个玉米窝头、一碗清汤。发窝头时组长又说：“你们在家也吃窝头，但不会吃这样粗劣的窝头。为了早日离开这里，还是要赶快交待问题。”我整天沉默着，组长启发我说：“你的问题恐怕相当严重，思想包袱也沉重，我看得出来，早晚还是要说清楚的，是不是？”我只有耐心地等着提讯。
6天后，四川省公安厅两位干部到拘留所押我回川。刘科长约四十岁，是位精干的老干部，削瘦而精干；还有一位小刘与我年龄相近，灵活机敏，似曾相识。刘科长关切地说：“你在这儿几天啦？我们接你来了。一起回四川吧！”
“我的事能否在这儿处理？”我问。
“北京处理不了，还是要回四川，你穿得太单薄，多加点衣服，免得路上着凉。”“路上要带手铐吗？”
小刘点头。刘科长又解释：“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正在进行思想斗争，免得发生意外，到了地方就会解开的。”
在分局门口，一位魁梧的中年干部和二刘一一握手道别，还和我说了一句：“我们对你比较客气，希望你下次来京时，不再是今天的身份。”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5）第一章 逃亡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7）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15囚犯最密集的所在
位于通惠门的成都机械制造厂，上世纪50年代是省劳改局直属大型企业。门口有荷枪的哨兵，大卡车进进出出，门内电瓶车来来往往，抬头看到冲天炉的火光，听到空气锤的撞击声，到处是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戴红胸章的是犯人，戴黄胸章的是劳教，不戴胸章的是就业职工以及管理上述三种人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集中了几千人，恐怕是世间人ICl最密集的所在。这里是个小社会，厂部大楼中有各职能部门，如技术室、财务室、管教办公室、供销科等，大院内有铸、锻、金属加工、组装、维修等5个车间，干部、职工、劳教、犯人各有食堂，有向三种人开放的贩卖部兼图书室，犯人购物用兑换券，还有医务室和颇具规模的文娱组，不时传来丝竹管弦声。
温志成、刘力恒和我被脸上有麻点的周干事引到三车间（金属加工车间），面容削瘦和霭的车间主任王展鹏召唤我们到办公室，说：“不要紧张，你们要安下心来，学好技术，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为祖国机械制造事业贡献力量。”
三车间厂房较宽敞，玻窗明亮，地面清洁，拥有车、铣、刨、磨等车床，排列整齐，马达轰鸣，砂轮飞转。门墙壁上贴满了大战红五月的红红绿绿的保证书和挑应战书，署名是某组全体操作者和学工，看不到劳教、犯人的落款，人们打招呼一律称“师傅”。
三车间犯人宿舍在楼上，四排地铺，约两三百人，生产组长康仁安随便把两床被子往两边一掀，挪出个空位就算安排我们住下了。老犯们的行李都极简单：一床草席，一床薄被。车工们穿的劳改服被机油浸透成深黑色。虽是白天，值夜班的人仍在沉睡。这时我才知道同来的刘力恒是高校讲师，温志成曾是飞行员。我们刚安顿好，卡车就送来了存在看守所的衣物书籍，远在沈阳的姐姐寄来了巧克力糖和水果罐头，女友何顿川寄来了中外期刊。
这里的伙食比看守所好得多，每日三餐，夜班四餐，米饭随便吃，稀饭也稠，无饥饿之忧。但副食定量，菜肴限打一份，如有犯人吃完后又去打一瓢，发现后会被挂牌游斗，牌上写着“油嘴狗”，自己敲锣，边敲边吼：“我是油嘴狗，大家不要学我！”
我和刘力恒在同一台车床当学工，师傅翁楷周、张复辉分别值白、夜班。当车工一站就是*个小时，腿都站酸了，只有注油、扫地、倒铁屑可以走动一下。大跃进时兴“大礼拜”，十天休息一次，休息天要擦机床、出公差，经常感觉疲倦，只有晚餐后稍有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