鼋锥危佣怪泄�1987年至1992年实现了报业与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1987年，北大方正首先提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淘汰传统电子分色机”的建议，1992年首先在《澳门日报》的编辑排版中推出方正彩色报纸编排系统，1994年方正继续推出“方正高档彩色电子出版系统”，其校色技术、挂网技术、高速栅格图像处理器、彩色拼版与图文合一排版等关键技术均为自主开发。
对比上面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发现史玉柱的M…6401并非一个原创的技术，在桌面印刷排版系统上，史玉柱并不是一个创造者，而是一个追随者。M…6401及其系列产品，不但无法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提并论——后者划时代地让计算机从专业技术人员的专利变成普通人也可以轻易操作的机器，甚至同四通、华光、方正这些比巨人起步仅早几年的公司开发出的产品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王建曾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用电脑进行文字、文本编辑和排版处理的系统一经出现，其汉化工作被史玉柱看到了，但是更被北大方正、四通，以及金山等公司看到了，他们出品的华光轻印刷系统、4S系统、WPS系统，背后有资源支持。”
既然史玉柱的产品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能在技术上领先于其他系统，从而使产品不容易被替代，那么为什么史玉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凭借这样一款并不先进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呢？
王建的答案是，“史玉柱只有一个优势，价格便宜，其他产品因为开发成本高，购一个系统需要几万几十万，而史玉柱只要几千元就卖。”
价格优势当然是史玉柱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但能让这个因素发挥作用的，还是经商潮带来的包装印刷需求。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二轮经商热潮中，出现了大批民营企业，这些初具市场意识的企业明白“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道理，知道产品需要包装、需要宣传，这样的需求为印刷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应运而生。以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为例，80年代中期，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在外经商和采购的农民供销员得到了印刷包装行业的信息，许多经营百货、食品的商户也看准了印刷包装业的发展前途，纷纷把资金投向印刷包装行业。至90年代初期，全镇拥有国外生产的电子分色机，单、双色胶印机，富士八色凹版印刷机，激光全息图像印刷机和国产的各种胶印机等现代印刷先进设备达到了1000余台。到1994年，全镇印刷工业产值达42亿元。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除了印刷业的爆炸式增长，史玉柱的成功还得益于当时个人电脑的落后。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计算机方面采取对华禁运的政策，国内个人电脑相对落后，对中文的支持还很成问题，由于处理器和内存等方面的限制，电脑还不能支持软字库，必须借助外挂设备，这也是史玉柱的M…6401为什么要制作成“汉卡”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短，随着1993年西方16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和对华禁运取消，以及个人电脑硬件、软件技术的突飞猛进，中文支持已经不再是一个瓶颈，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排印需求。这个时候，不论是汉卡还是装在汉卡里面的M…6401，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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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印刷排版系统的企业都注定要灭亡，它们可以向专业印刷排版软件的方向发展，方正就是一个例子，80年代后期开始，方正的电脑排版技术在迅速产业化并被市场广泛接受，这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为方正集团提供了十几亿利润，奠定了方正的软体产业。至今，方正汉字电脑排版系统，占据了国内80％以上的市场、海外华文90％以上的市场，中文照排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但这条路，对于史玉柱而言，不论是技术上还是资金上，都是他力不能逮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将巨人同微软相比较的研究者认为“财富迅速积累后，史玉柱便沉不住气，没能像微软公司那样专一软件产业的深化，而从1993年开始了企业经营战略的转移，实施多角化经营战略，企业同时涉足两新行业：保健品和房地产。这一战略的选择是后来巨人集团走向衰落的转折”，这个结论就显得不切实际。
不过，在1992年，不管是史玉柱、巨人公司的员工还是整个社会，都还把巨人看作一个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企业，人们丝毫不怀疑这家神奇的公司有能力成为“中国的IBM”。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反思巨人时，写过这样一段话：“细想一下，一个100多人的公司（当时），研发一种并不太高科技的汉卡——实际上是做英文软件的汉语转化工作。巨人在做自己的广告宣传时，除了汉卡，对电脑主机的宣传在每一种机型下面都注明‘黄金标牌，美国本土主机’的字样，这已表明在硬件上巨人只是代理商的地位。但广告的宣传，不但使社会误解了，也使巨人公司内部的人错觉了，以为自己真是一个高科技公司了。”
在这样的错觉氛围里，史玉柱的巨人集团的名声越来越大。盛名之下的史玉柱和巨人集团，不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错误的高估愈来愈同巨人的实际能力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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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史玉柱系（下）（1）
《21世纪经济报道》说对了结果，却没有说对过程。上海华馨当然是史玉柱控制之下的投资公司，但联结两者的纽带却不是史玉柱担任的“顾问”。实际情况是，史玉柱控制下的上海健特，是上海华馨实际上的出资人。
复出之后的史玉柱，在人们眼中似乎依旧是那个赌性十足，擅长炒作，喜欢用广告来砸出一个市场的史玉柱，而他对毛泽东军事书籍的钟情也让人们觉得他虽然反省再三，却仍没有脱出巨人集团时代的旧窠。2001年，互联网上甚至流传着一篇名为《给“巨人”史玉柱进言》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对史玉柱的反思很不满意，他写道：“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在2月24日的‘公开反省’令人失望。在坐的另一位企业家毫不掩饰地指出：‘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用了三年的时间，而仅仅反思出这样的结果，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事。’通篇反思史玉柱讲了四个问题：投资失误、资产结构、管理设计和企业文化。除了第一个问题显出理性思索的痕迹外，其余均流于琐碎。比如在讲到巨人资产结构的不合理之处时他说‘流动性太差、抗风险能力差、应收款太多（3个亿）’，讲到管理设计时说‘责权利不配套、管理制度流于形式’，讲到企业文化时说‘不实用、上下级不信任、不敢承担责任、律人以严待己以宽’等等，一串串感性的故事或许增添了演说的现场效果，但是细一思索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几乎在所有企业都发生过，而把这些故事重讲一遍就是史玉柱的反思成果？他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作者似乎希望史玉柱能从理论高度来反省自己的失败，他认为：“做企业不是呼啸山林。因此史玉柱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团队，正是导致其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曾创立实达集团、后又创立新大陆集团的胡钢对此指出：‘制度创新和利益共同体的营造，关系民营企业的生死存亡。’如何把企业的员工纳入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稳定团队结构的基点之一，其中的关键就是不断进行股权结构的再调整。说白了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员工在企业内的利益主体身份，用法律的形式确定钱的走向。‘把员工变成你的合作伙伴和拍档，他们就不会在关键时刻离你而去’，这是胡钢对自己两度创业经验的总结。”
作者最后建议史玉柱：“我们还是有必要向史先生进一言：英雄固然可爱，但时代已经不同。只有重心不断降低的、严密有效的组织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史玉柱有没有看到过这篇文章，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史玉柱显然没有把“制度创新”和“利益共同体”当作抗击风险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作者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史玉柱已经着手筹建巨人投资有限公司，打造他的公司体系。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巨人投资中，史玉柱拥有95％的股份，他仍然牢牢地把控着这家公司和它控股的上海健特。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对企业的控制权上，史玉柱似乎和以前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而不是公众公司。
但是，如果据此说巨人集团的惨败没有让史玉柱真正吸取教训，则未免小看了史玉柱。在复出之后，史玉柱已经明白很多事情不是仅凭激情、创意、拼命加班就可以做到的，当实现一个梦想需要的资源超出自己的能力时，就必须借助外力。在巨人集团时代以零负债为骄傲的史玉柱、不贷银行一分钱、全凭自有资金修建巨人大厦的史玉柱已经一去不复返。脑白金时代的史玉柱从一开始就计划借力资本市场。
2000年9月21日，在上海市卢湾区瑞金南路，一家神秘的公司诞生了。这家公司名叫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就像是巨人投资、上海健特等公司经营范围的总和，它包括实业投资、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保健食品的批发零售、化工（不含危险品）、生化、计算机、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开发、转让、销售、培训、服务。
说这家公司神秘，是因为公司的发起人相当奇特。上海华馨的发起人是两个自然人，一个名叫高洪英，另一个叫王健平，两人分别出资3750万元和1250万元。在上海华馨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2000年10月16日，上海华馨股东会决议：新增一法人股东——黄山康奇实业有限公司；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18亿元；股份结构、出资方式、出资额分别是：黄山康奇实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7200万元，占总股本的40％；高洪英以货币出资人民币6300万元，占总股本的35％，再需增加资金人民币2550万元；王健平以货币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占总股本的25％，再需增加资金人民币3250万元。
黄山康奇同史玉柱之间的密切联系众人皆知，那么高洪英和王健平又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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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史玉柱系（下）（2）
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高洪英已经64岁，退休之前，曾担任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档案局副局长，在此之前，她的简历是这样的：1963年以前，高洪英一直在怀远任小学教师，此后在怀远公安局、城关镇任文书，1992年进入怀远档案局，从办事员一直做到副局长。
而王健平在1983年之前是怀远县工艺装潢公司的职工，后从事个体经营。
从这两个人的履历上看，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数千万资金来注册公司，64岁的高洪英即便一生下来就挣工资，要拿出6300万元也需要她每年至少挣到98万元以上。而以她小学教师、文书、档案局副局长的经历来看，她一辈子接触过的钱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
正因如此，后来媒体一直猜测高洪英和王健平的背后，其实是史玉柱。一直到上海华馨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两年多之后，2002年末，以挖掘财经新闻内幕著称的《21世纪经济报道》仍然在探寻上海华馨的秘密，文章写道：“2000年9月21日，与脑白金实体产业并无价值链关联的上海华馨横空出世，使得脑白金帝国变得错综迷离……成立之初，上海华馨并无实体产业方面的经营，公司雇员仅3人。”记者在多方挖掘之后，发现“说到‘产权关联关系’，上海华馨和史玉柱还确实没有，史玉柱和上海华馨之间公开的关系，仅仅是担任过‘顾问’。”记者感慨道：“或许史玉柱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仅仅做顾问也同样可以完全控制住华馨公司。”
《21世纪经济报道》说对了结果，却没有说对过程。上海华馨当然是史玉柱控制之下的投资公司，但联结两者的纽带却不是史玉柱担任的“顾问”。实际情况是，史玉柱控制下的上海健特，是上海华馨实际上的出资人。
在上海健特2000年的一份财务报告上，有一张上海健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