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１１２００户、３８３３５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３０００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刹）。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译经大师。这位大师的弟子竺法乘协助译经，他虔诚地跟随法护往来于长安敦煌间。后来，他在敦煌的影响竟超过了他的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些献身的学者，才使得敦煌变得神圣起来。
在我寻找到这些几乎被历史云烟遮没了的敦煌学子和大师们同时，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
几代统治者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敦煌学能成为丰富的矿藏，离不开他们的扶植。
西凉主李ND964执政后思贤若渴，他曾经“采殊才于岩陆，拔翅彦于无际”，他还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隋文帝杨坚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为国教。公元６００年，文帝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由于文帝对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镌龛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说隋文帝对佛的推崇，那么进入唐代政权时，佛的地位更加显赫。唐太宗时佛与道并举，到了武后则天时，她专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几处菩萨佛像据说就是塑的武则天。我在那个唐时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立着的菩萨像。这是个女人，据说这就是武则天。唐代窟中的壁画大多色彩鲜艳，可是，惟有这幅画像是黑色的。在光线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种畏葸感。联想到汉武帝树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则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别的有佛的地方还看到过武则天的塑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种半武则天半佛的像，这种像都是色彩鲜艳的，这种色彩本身就体现着唐代的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一处莫高窟中的画像完全是一种黑色调子呢？这像一片巨个的黑影高挂在这个大洞的空间，千百年来，我可以感觉出它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压抑。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许是由于她的影响，敦煌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龙兴寺、灵图寺、开元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载入史册。一时
间，唐代的莫高窟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前有长河，波映重阁，”何其壮观！
“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为吐番占领。吐番政权始终不稳，无法赢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大兴佛寺，广度僧尼，当时人口仅3万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寺户，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吐番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立国者元昊提出了“佛图安疆”的主张；一生征战的铁木真具有着真正苍狼的性情，但他却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他还让道人讲道。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的主要贡献还是到了八思巴于１２４６年起出任忽必烈国师，喇嘛教萨迦派十分得势，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传密宗的画塑。元代在莫高窟开洞窟８个，重修前代洞窟１９窟，共合２７窟。到此为止，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敦煌，都敬佛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似乎在比试着看谁建的窟多立的佛多。这是一种风雅呢，还是一种手段，抑或统治者的某种寄托？无论出自一种什么动因，也无论多么强大多么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将捉襟见肘。多几个窟与少几个窟，对于他们的盛衰无助；真虔诚与假虔诚，对于他们的生命无补。以佛安疆，只能是一个浅显的神话。我很难分辨窟中的佛带着哪个朝代的胎迹，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但所有的表情均来自色彩与光线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给予佛的只能是一种沉郁。时间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郁。石窟的整个氛围是沉郁的佛焉能不沉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3）
人因为肤浅才会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见其人的肤浅。佛对于历史对于政权究竟有多大影响？左右不了生杀亦制止不了战争，敦煌周围有那么多的古墓群，古币般抛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却视而不见。或许佛见了，也想了，只是浅陋的我等无法揣度。这些个古战场的不幸者们生前是否去过莫高窟？是否祈求过佛的保佑？当一阵烈风带着粗历的沙砾吞没这些古币时，我听到的是沙哑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戈壁的颤栗。
而佛们，却端坐入定。
古墓要远比石窟多。
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从属于政治权威，面对统治者的意志文化就像一个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汉武帝的样子也可以是武则天的模特。喜欢了，就宠你，不喜欢了，就把你扔到一边。
中国的古建筑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那些豪华的皇宫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不断地焚毁，就像一件件随脱随换的龙袍。即便到了现代的城市建筑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代建筑师们常常为某个城市的长官意志所困扰。在我接触的那么多建筑师中，有好多跟我谈过他们对于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无奈，有的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一提起来，他们就感到苦不堪言。他们不能无视长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为有个懂建筑的好长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长官不甚明白建筑。不怕这个城市没有好的建筑师，只怕没有一个懂建筑的好长官。就像一个单位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因为有个爱好体育的领导；一个单位的文艺搞得好同样是有个热爱文艺的领导；否则，是不可能开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么，敦煌的石窟建得好，无疑也是因为掌权者们的喜好。研究敦煌学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个统治者的个人性情和爱好，以及这种东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愿意营造敦煌的佛窟？为了疆域安定，为了统治顺民，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情感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成因婚姻状况等等，与莫高窟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我曾试图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没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问题予以有说服力的阐述，好在我不是学子，我也无意去写学术文章，我只是要写篇散文，用以记述我的敦煌游历，以及我由此而生发的感慨。
根据我的感慨，我还要固执地说下去。面对敦煌面对莫高窟，人类不能不发现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统治者的感情脆弱，统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来自思虑太多忧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说来，三皇五帝们比常人面对死亡时的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可怜。在佛的面前，他们是孩子。他们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将至时，他们才会成为孩子。但是，他们无论多么孩子，多么可怜，也无法让佛受到感染，相反，他们倒是极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忧郁。
历朝历代，哪一个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忧郁。即使不忧郁的来到莫高窟也会被这种忧郁的氛围所笼罩。
莫高窟是忧郁的，敦煌也是忧郁的。忧郁的东西不能不受到伤害。敦煌的衰落
始于明代以后。据载：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
“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敦煌一片萧条。
到了清代，虽然敦煌一度得到复苏，但是，莫高窟却寂寞了，字落碑残，丛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
往下该说到那个傻×道士了。其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经写了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名为《道士塔》的散文时，我觉得这篇东西像小说。因为他笔下的这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禄！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给王道士的笔墨太多，因为在整个敦煌学中，他显得过于渺小了。余秋雨太抬举他了。他是出于好心，眼见１７窟的洞门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来工人干活。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６月２５日，干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运出去，往显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一道裂缝，于是，沉睡９００年的宝窟被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使莫高窟名扬天下了，于是，民族的耻辱与民族的灾难什么的就纷至沓来。这一段历史是从王道士这么个小人物的手中开始改写的，这倒使我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关键是他承担不起。要是换了别人去开启那个藏经洞呢？面对那么多的宝藏会怎么办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个民族或者说人类的宝藏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把它保存完好以至于送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馆吗？我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