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一时没有选出，乃至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全球霸权地位在1918年以后逐渐被美国取代，但近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仍在上升。这是指具有3万…20万英镑流动资产的个人，他们现在大约占人口总数的8％。英国的中产阶级热衷于交朋友、旅游、参加聚会和购物。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动的群体，但他们通常对世界大事不太关心。 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90％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日本学者描绘日本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倾向：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倾向。 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现代化进程一度中断。“拉美模式”就是如此。巴西、阿根廷虽然人均GDP都曾经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但一个金融危机就使其经济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伊朗也曾有过在国王推动下的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现代化，到20世纪70年代，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但其社会结构落后，中产阶级阙如，结果现代化的成果被社会民众不满的洪水淹没。还有印度尼西亚，其中产阶级主要来自外来民族，难以融入社会主流并担当社会栋梁，导致了社会的断裂。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不但得不到很好培育，基本利益还不断遭到侵犯，被迫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 但是，以为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足够强大了，社会就会天然趋于稳定，仍然缺乏说服力。我们在解析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时候，还应该看到，美国的繁荣稳定固然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但还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美国贫民阶层能够得到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医疗保障。在美国，一个人即使穷一点，但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饿死、冻死。二是美国已经拥有一套完备的制度，穷人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三是公平竞争的法则。 txt小说上传分享
喜马拉雅山上的中国富豪（1）
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27位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家乡山西运城遭枪杀。不久后，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里被歹徒连捅数刀而丧生。2003年2月12日，温州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凶徒刺杀14刀而身亡。 2003年6月30日凌晨，北京朝阳区劲松8区9辆汽车被十几个手持铁镐的人砸坏，被砸坏的汽车全部为新车或高档轿车；7月1日，北京方舟苑又有8辆高档车被砸；7月3日，北京望京地区又有8辆车被砸。 许多人将这些事件归结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的社会仇富心理。 目前，中国社会各群体间收入悬殊，已超出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倍，到2001年，接近3倍。而且，农民收入中40％是实物性收入，而不是货币性收入，真正能跟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人民币，平均每月150元人民币左右，其中还有20％要用于第二年买种子、农药、化肥和柴油等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再考虑到城市居民的隐性福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将达到6∶1。 即使在城镇，也是贫富不均。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而占总数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远超过分配不公的国际警戒线。这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公开承认的。还有，“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档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不及农民。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农民还艰难”。 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足以摧毁国人原有的价值体系，随之带来的将是震撼、羡慕、嫉妒、不满甚至仇恨。 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贫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以及国际社会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响警报。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得好：“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发生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这一点已被古今中外无数次历史事件证明。 显然，对于收入增幅的差距，如果缺乏有效的对策，差距还将逐年扩大。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不容忽视。所以，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反而让榜上人惶惶不已，好比是在财富的喜马拉雅山上看到深渊而倒吸一口冷气。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共同富裕还谈不上。 富人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适当的贫富差距，更能刺激社会的发展。富人的存在或者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不见得就会产生仇富情绪。重要的是，社会是否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穷人通过后天的合法努力也能成为富人。因此，在部分人富裕起来后，收入差距就不能再任由其无限地扩大。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事关中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如果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样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道，富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在一个拥有完善致富渠道的社会中，有一个良性的循环，社会从低点不断“上行”。差距引发竞争，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进步与社会竞争活动的过程是一致的、同一的，社会财富在这样的竞争中也会不断地增加。 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十分巨大，但美国社会的贫富矛盾并不尖锐。这和美国穷人出力、富人出钱的社会捐献文化发达不无关系。比尔·盖茨先后向社会捐赠了200多亿美元。他曾说，自己死后将把绝大部分财产回赠给社会，只给每个子女留下100万美元的遗产。美国钢铁大王卡纳基有一句名言：“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必然产生资本奴役劳动的现象；劳动者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必然要求社会解决公平问题；政府追求的是整体利益最大化，则必须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从这点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永远会有富人与穷人的矛盾，永远会存在贫富之间的差距。我们既不可能消灭这个矛盾，也不可能消除这些差距。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缓和矛盾，缩小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要有一种平衡机制来协调资本、劳动者、政府之间的博弈。问题在于，目前我们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平衡机制。 基尼系数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兹系数。
喜马拉雅山上的中国富豪（2）
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基尼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该系数可在0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基尼系数也越大。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那么，基尼系数就会变小。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指定的标准，基尼系数在以下为最佳（Best）的平均状态，在…之间为正常（Normal）状态，超过就算警戒（Warn）状态，达到则属社会###随时发生的危险（Danger）状态。 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的统计学家。他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比例将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而得出的比例数，即：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消费支出金额�？00％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居民在“吃”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水平就越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需要“橄榄型”
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一方面要用制度来扼制“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要扩大中间阶层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的比重。只有大多数人进入中间阶层，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提高大多数人的整体收入是发展的关键。 李光耀当上新加坡总理时，在那个贫穷而没有国家意识的小地方，苦思良策而不得。直到有一天，暴风雨中，他从车窗看到外面一个男人在拼命追赶一扇被台风刮跑的门板。门能被风吹走，可想它守护的只是陋室而已。李光耀没有像个庸俗的政客一样出去和这个男子嘘寒问暖，而是在思考：一个人只要有间破房子，他就会珍惜。如果每个人都有间房子，他们就会共同珍惜这块土地。他明白了他的使命，就是要让每个新加坡人去追逐、拥有自己的财产。他先盖了些简陋的房子给他们，然后，再用更好的房子诱惑他们努力工作。在这个财富诱惑的过程中，一个富裕的国家产生了，当然也制造了一大批中产者。 李光耀的治国诀窍，先哲们早已有清晰的认识。2000多年前孟子已经道出，“有恒产者有恒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则更加理论化。他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亚里士多德还发现，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关系。因为社会商业化，商业中产阶级在古希腊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结构。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下层人群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中产阶层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形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因此，我国如果要修得现代化的正果，就要想办法让中产阶层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让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代表时代的精神文明水平。 马太效应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莫顿用这句话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莫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
让穷人也有机会中产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预测，到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100万。到今天，无论按什么样的收入标准，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数量肯定早已远远高于奈斯比特的预测。但是，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6版的中文版中专门为中国读者写有一句话：“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20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2％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