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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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恩仇录-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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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叶汉与何鸿燊之间的纷争更为白热化,叶汉最终被逐出“澳娱”。两个月后,何鸿燊又顺势提拔我顶替叶汉的空缺,升任赌场总管。哈哈,我算是第一次尝到出人投地的滋味了。

  “听见了吗,小子,就是这对互为对手的人,却同时施惠于我,现在你听好了,”方孝祥感到刁荣那阴险的目光像一把利剑向自己刺过来,“你跟何鸿燊可有关系?我让你活到现在,就是为了听你的回答。”

  方孝祥一愣,心想,他的确听说过何鸿燊这个人,就像他还听说过地球旁边有一颗火星一样。但是——他跟火星有什么关系?

  “我想没有一点关系。”他如实说道,尽管他已猜到刁荣的用意,并十分清楚他这样回答对自己有多么不利。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你猎枪的枪托上为什么刻着一个‘何’字?”

  枪托上还刻有“何”字?他倒没留意。想来那一定是何老板留的纪念——想不到他在所有权上还挺较真。

  “这把枪是我朋友的,”他像一个正接受审讯,而深知自己问心无愧的人那样说道,“他也姓何,我想枪托上的字是他刻上去的——不过他跟何鸿燊有没有关系,我就无可奉告了。”

  “他即便是何鸿燊的儿子也跟你没任何关系,最好放明白点。”

  语法结构与那蛮牛不谋而合——方孝祥想说自己既老实,又明白。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刁荣厉声道。

  “我不认识叶汉。”方孝祥抢白道。

  “很好,很好。”

  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

第十四章
在一个太阳都照不到的裂谷底下,杀一个人就好比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只要这个裂谷不被人发现,它就能帮你保守不可告人的秘密。树根腐烂了,毒蛇老死了,它都不会给你泄露一点蛛丝马迹。可靠性好比瑞士银行与微软的股票。

  裂谷中有“咚咚”的水滴声,估计是岩石缝隙中的水在滴到一个水池里去,此刻听起来却不那么悦耳。相反,它伴随着方孝祥脉搏的跳动,每一次都打在他的心坎上。

  裂谷上,山风吹得林木哗哗作响,能听到残枝败叶掉在裂谷底下的声响。

  “等等!”方孝祥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状。

  “你知道这一套不会见效的。”

  “不,我有话要说。”

  (注:方孝祥跟李敖没有任何关系。)

  “已经给过你说话的机会了。”

  “别误会,我并不是怕死,我说完之后,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你说吧。不过快点,牛肉汤会凉的。”

  于是方孝祥从头说起,娓娓道来。把自己家破人亡的经历极简练地说了一遍。他的脸被纱布蒙住了。因此,你看不到他说话时的表情,但是,只要你注意他嘴形的变化极其丰富的线条,你就不会以为他在开与自己无关痛痒只求供人娱乐的故事会。他字正腔圆,发音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丝毫没有临死之人的畏缩。

  我在想,方孝祥这样的人,要是生在“五四”时代,必定是放火烧曹家大院的第一人。还有,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时,若是能叫上他,估计能成大事。

  刁荣与他的助手洛雄倒也守信用,没在方孝祥口若悬河之际一枪崩了他。两人没发出一丝声音,就像聆听山鲁佐德讲一千零一夜故事时的那个暴君,听着听着,脑子里被故事的情节占据,杀人的念头就在神不知,鬼不觉间驱逐了出去。

  “讲完了?”刁荣见方孝祥闭口不语,一副等死的样子,就趾高气扬地问他。

  “讲完了。”

  刁荣咳了几声,问道:“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些?”

  “我方孝祥不是那种惯于忍气吞声的人,我若活着,有仇必报。”

  “你若死了呢?”

  “在我死前,也要确信我的仇人终有一天会大祸临头。”

  仿佛方孝祥身上正放射出刺眼的强光,刁荣似乎被这种势不可挡的强光震住了。

  “你是想叫我们替你报仇,是吗?”

  “如果我非死不可的话。”

  “我们不是跟你一样,自身难保吗?怎么替你报仇?”

  “我知道你们的‘自身难保’是暂时的。你不过在此避避风头,权当避暑罢了。你总有一天会再上去,叱咤赌界的。到时,你若碰上红眼,就别放过他,也不枉你我在谷底相会一场。”

  滴水声仿佛是方孝祥生命的倒计时钟。在这阒然无声,死神降落前所特有的寂静中,这连续不断的“咚咚”声,就像是天上巨灵神擂响的战鼓那般振聋发聩,让你感到别样的焦躁与不安。

  “可以,”刁荣以他特有的阴险低沉的嗓音说道:“你说得对,你我能在这谷底相会,也算是天大的缘分。我可以为此而让红眼不得善终,不过我刁荣平生从不做亏本生意,凡事我都讲公平交易,有去有回,有来有往,你空口白牙就想让我为你去劳神动骨,是不是想得太简单点了?”

  “我连命都交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刁荣闭上眼睛,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那神情好像一个正在审案的绍兴师爷。

  “命,是你应该交的。这算不得你与我谈条件的筹码。”

  方孝祥又急又愤:“除此,我身无分文,你还想要什么,你说。”

  “再吵老子叫你去见鬼。”洛雄把枪管塞进了方孝祥的嘴巴里。估计是那玩意撞伤了方孝祥的牙齿或擦破了牙龈,总之,方孝祥嗅到一股令人恶心的血腥味。他满口是血,但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因为恶心和难过而把血吐出来——他把血全部吞了下去。

  “洛雄,对待谈生意的人要和和气气的,先把枪放下。”

  枪管马上从嘴里抽了出来。忠诚得像二战时期日本空军的敢死队。

  “也不一定要钱,”刁荣说,“既然要我为你付出,你总得损失些什么才行。至于你具体损失的是什么,我不管,要是我觉得你的损失和我的付出放在同一个天秤上时,天秤看起来不偏不倚了,我才会有心情考虑帮你的忙。”说完,他又“哈哈”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完全可以直接粘贴到港台恐怖片中,无须再经录音合成或效果处理。

  方孝祥又听到了嚼东西的声音,他们好像又吃起什么肉来了。他的脑子在快速运转着。他已经品味出刁荣的话中之意了。这虽然让他头皮发麻,浑身竖毛,但他的忧虑却不在这里——他可以“损失”,但“损失”之后呢?刁荣会不会真的实践他的诺言呢?过去的日子已经让他这个曾经遍地朋友的公子哥明白了人心难测,不可信托。他横竖都是死,死了之后,即使刁荣跟红眼在关帝庙前结为兄弟他都不得而知,无可奈何了。那么,他的“损失”还值得吗?他还不如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呢。但是一味地前怕狼,后怕虎,只能让自己寸步难行,假如方孝祥的血液中尽是这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元素,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广州王”了——只要有一千万分之一的可能,他都不会善罢甘休,放过他的仇人的,哪怕这样做的代价是自己的粉身碎骨!

  他有一副铁石心肠!

  “把我的匕首拿来。”他像黑暗中的狮子那样咕噜了一声,声音仿佛是从腹部发出的,显得沉着而有力。

  “给他匕首。”刁荣吩吩道——洛雄乖乖地领命,不一会儿,就把这冷冰冰的器物放在了方孝祥摊开的手掌中。

  方孝祥摆了摆手,尽量让匕首握得松弛。奇怪的是,那从来未曾间断的滴水声和狂风的怒号声从他的知觉中消失了。他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了。头脑一片真空,像一潭死水,泛不起一丝最轻微的思维的涟漪。甚至于他都不再感觉到有刁荣他们的存在,仿佛整个世界就只有他的心在跳动,他的心脏像是在无限膨胀,堵住了喉管,即将胀破胸腔。

  他摸索着,探到了桌板的边缘。伸出左手的食指搁在上面,就像一根胡萝卜平放在一面砧板之上。接着,他把匕首抓紧,让刀锋紧紧贴住食指的根部,然后,他猛吸了一口气,切了下去。筋骨、肌肉、神经、血管,齐根而断,钻心的疼痛像突然掀起的巨浪,差点将他冲昏过去。但他竟然挺住了——这个刚从重伤的昏迷中醒过来的人!

  “公平了吗?”他强撑着说。

  “你的仇人就值一根指头吗?”

  “嘘”的一声,刁荣又吐了一口烟。他擤了擤鼻子,吐了一口痰——冲天的血腥味令他颇为反感。

  听到这句不带一点人情味的冷言冷语时,方孝祥不禁怒火中烧。以他当年张扬跋扈的个性,又或者那该死的纱布没有蒙住他的豹子般的眼睛,他就会举刀向他扑过去,但是此时此地,他就像牲口棚里的老牛和羔羊,坚忍地面对宰割。一半自然是环境所迫,另一半却来自于灾祸中的历练,以至于如今他已能像一棵野草或大树那样地以坚不可摧,近乎麻木的意志去承受加在他头上的风霜和雷电。他张开流血的嘴——嘴唇间扯起一道道细细的血丝,他狂笑了一阵,倾刻又复归冷峻——伸出了第二根手指头。

  “我是不是还得死?”

  “毫无疑问会这样。”刁荣碰了碰他的小手指,“这回你可以挑根小的。”

  “让你的怜悯见鬼去吧。”

  他像结果他的食指那样在桌板边缘搁上他的中指,他不敢肯定他濒临耗尽的体力能否一刀将这根最粗壮有力的手指割断,因而大口呼吸,似乎想在瞬间培养一点精力。

  到时候了,他想,他的呼吸又平稳下来,他在暗暗蓄力。他的整条手臂都是血,有些已经凝固了,像花生的红衣贴住了毛孔,让他难受。迟早都是这么回事,他想定了,鼻腔发出屏住呼吸前的“呜”声,他等待着抗拒又一次致命的剧痛,但手起刀落时,那匕首却“当”地一响,重重地切在了桌板上——他的左手被人以出其不意的速度一把推开了。

  “洛雄,”刁荣平淡地说,“替他包扎一下。”

  “什么意思?”方孝祥反而恼火地问。

  “自己的仇,我让你自己去报。”

第十五章
何老板再也没有心思做他的工了。

  方孝祥带着一把猎枪和一柄匕首出门,数月未归。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杀了人,逃了,还是他被人杀了,埋了?——何老板成了中国广州的哈姆雷特。

  他每天都去赌场逛逛,却未听到一鳞半爪有关凶杀的事件。赌场的营生井井有条,有一回他还撞见了红眼——彼此在侧身让路时都以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对方,红眼更是有一口吞掉他脑袋的意思。

  他上过好几趟龟甲山,可以说把山翻了个遍。如果鸟窝里也藏得下人,他连鸟窝都掏。他当然不是为了讨回他那把破枪,而是为一个有时他几乎把他当儿子看待的忘年交的生死未卜而忧心。

  他费了好大的心血,打听到了孙小姐家的地址。即使到了孙家门口,他依然认为在孙家找到方孝祥的机率等于铁树开花,不为什么,就凭他对方孝祥的了解。

  他敲门的时间刚好过晚上七点。但愿一家人,包括方孝祥都围着电视在看“新闻联播”。他想。

  开门的是孙父,用他那双因长年做会计工作而变得分外机灵的小眼睛把何老板堵在门口研究了半天。

  我说过,“老板”两字对于何老板来说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我之所以仍然将它放在“何”字的后面,纯粹是为了读着顺溜罢了。全世界城市的中产阶级,都有非比寻常的防范意识——城市越大,人与人之间就越隔阂,这种防范意识也就越强。广州是中国榜上有名的大城市,孙父又是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典型,因此不盘问个把小时是不会放一个煤气工模样的陌生男子进门,以便让他熟悉了房间的布局,好在下个月初一或十五,熟门熟路地将他藏在衣柜底下的两万元现金取走。

  何老板把自己定位为是方孝祥的朋友,本以为可以顺顺当当地进门讨一杯茶喝,谁知差点没让孙父扼住喉咙,活活掐死。

  孙父显然已经到了“谈方色变”的地步,视这个女婿尤如八代仇家。幸好孙母颇能忍让,愠恨之中尚存一息分析能力,认为何老板与方孝祥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个体,理应区别对待。——进门。泡茶。

  简朴的老房子里,除了二老,无一儿孙。靠窗的太师椅上搁着一把二胡,显然孙父已经到了需要每天拉几段阿炳的“二泉映月”或“病中吟”来排忧解闷的地步了。

  他们告诉何老板,自“这个畜生”擅自离开医院之日起,他们就没再收到过他的音讯。

  “这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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