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不上任何忙。这不是失范，或是同感匮乏，也不是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伤感；这是个吸血鬼。而且——
而且他的十字架，刚才还闪闪发光，现在已经黯淡了。
恐惧跳进了他的腹中，像一团搅在一起的滚烫金属丝。巴洛穿过派特瑞家的厨房，一步步向他走过来。清楚到卡拉汉可以看到那东西的尖牙，因为巴洛微笑着。胜利者的微笑。
卡拉汉倒退了一步。两步。突然他的屁股撞到了桌子边缘，桌子向后顶到了墙上。现在他无路可退了。
“看到一个人的信仰失败了，我也很伤心。”巴洛说，他伸出手来。
为什么他不伸出手去呢？卡拉汉手上的十字架已经完全没有光芒了。现在那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膏，是他母亲在都柏林纪念品小店里买的便宜货，很可能还把价杀得很低。十字架上的那种力量，在他双臂注入足以撞倒墙壁和击碎岩石的精神电力的那种力量，已经消失了。
巴洛一把夺过十字架。卡拉汉撕心裂肺地叫着，就好像一个孩子突然明白了大人用来吓唬他的鬼怪原来都是真的，而且一直藏在衣柜里伺机而动。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阴魂不散，从纽约到美国隐秘高速公路，再到让他最终清醒过来的托皮卡的匿名酒鬼会上，从那边世界的最后一站底特律一直到这边的卡拉·布林·斯特吉斯，这声音一路纠缠着他。当他的额头上留下疤痕、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他会记起这个声音。他到死也忘不了那个声音。那是巴洛把十字架掰开时发出的刺耳的断裂声，还有他把那丢在地板上时发出的空洞的嘣的一声。他还记得巴洛逼近的时候自己的祈祷词是多么荒谬：上帝啊，我需要喝一杯。
4
神父看着罗兰、埃蒂和苏珊娜，他脸上的表情告诉大家他在回忆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匿名酒鬼会上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谚语和口号。每当我回忆那天晚上的事情，回忆巴洛抓住我肩膀时，我总会想起其中的一个谚语。”
“哪一个？”埃蒂问。
“向上帝祈求的时候要当心，”卡拉汉说，“因为你很可能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你得到了要喝的东西。”罗兰说。
“啊，是的，”卡拉汉说，“我喝了。”
5
巴洛的手强劲有力，无法挣脱。卡拉汉被他拽到跟前的时候突然明白了会发生什么。不是死亡。和这比起来，死亡还算仁慈的。
不，求你了不要这样，他想这样说，但是嘴里只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
“是时候了，神父。”吸血鬼在他耳边说。
他把卡拉汉的嘴贴在自己散发着恶臭的冰冷的喉咙上。这不是失范，不是社会职能不健全，也不是民族或种族问题的衍生物。只有死亡的味道，和一根张开的、颤动的、流淌着巴洛有毒的死亡之血的血管。这不是存在主义的失落，不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解体的美国价值体系的哀悼，甚至也不是西方人宗教—心理方面的罪孽。只有想要维持呼吸的努力，或是把脑袋扭开的企图，或者两者都有。但他都做不到。仿佛已经过了千万年之久，他的脸颊、额头和下巴上涂满了巴洛的血，就像打仗时士兵们脸上的颜料一样。没有用。最后他像一个被酒精揪住了耳朵的酒鬼必然会做的那样：他喝了。
喝三口。没你事了。
6
“那孩子逃脱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巴洛也放我走了。杀了我他也得不到任何乐趣，对不对？是的，让我活着他才觉得有趣。
“我在镇上游游荡荡晃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那个镇子也让我觉得越来越不真实。世界上并没有多少第一类型的吸血鬼，感谢上帝。因为第一类吸血鬼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地方变成地狱。镇上一半的人已经感染了，但我竟然像个睁眼瞎——或者我太震惊了——根本没有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新吸血鬼靠近我。巴洛已经在我身上打下了他的烙印，就像上帝打发该隐到诺德去之前也在他身上打下自己的印记一样。就像你们说的话，他的誓言和使命，罗兰。
“那条小巷里，斯宾塞药店的旁边有一个喷泉，那里的水可以饮用。一些年之后，公共卫生局将不再认可那样的喷泉，但是在那个时代，每个小镇都有一两个。我在那里洗掉了脸上和脖子上沾的巴洛的血。然后我去了我的教堂，圣安德鲁斯。我打定了主意要向上帝祈求再给我一次机会。神学家们认为所有圣洁和不圣洁的东西都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不向他们的上帝祈祷，而是向最初的上帝祈祷。那个向摩西宣布他不能容忍女巫活在世上并将复活的能力赐予自己的儿子的上帝。我想要的只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快到圣安德鲁斯的时候，我几乎跑了起来。有三扇通向里面的门。我向中间的一扇走去。某处有一辆车的内燃机起火了，还有什么人笑了。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声音。似乎这些声音标志着我作为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牧师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发生了什么事，亲爱的？”苏珊娜问。
“门不让我进去，”卡拉汉说，“门上有一个铁把手，我握住把手的时候，那里面喷出火来，就好像逆行的闪电一样。那火把我逼得滚下了台阶，一直到了下面的水泥路上。它给了我这个。”他举起了满是疤痕的右手。
“还有那个吗？”苏珊娜指着他的额头问。
“不，”卡拉汉说，“那是以后的事了。我爬了起来。走了一会儿。又来到了斯宾塞药店。这次我进去了。我买了绷带来包手。付钱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广告牌。骑上大灰狗。”
“他说的是灰狗公司，亲爱的，”苏珊娜告诉罗兰，“是全国性的巴士公司。”
罗兰点点头，做了个手势示意卡拉汉继续讲。
“库冈小姐告诉我下一班车是去纽约的，我就买了那趟车的票。其实哪怕她告诉我那趟车是去杰克逊威尔或是南达科他州的热燕麦，或是希腊，我都会去的。我只是想离开那镇子。我顾不了那里有人死掉，或是遇上比死更糟糕的事，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的教民。我只是想离开。你能理解吗？”
“是的，”罗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很理解。”
卡拉汉盯着他的脸，罗兰脸上的表情让他确认了这一点。再次开口讲话时，他的声音冷静了一些。
“罗瑞塔·库冈是镇上的一个老姑娘。我当时的样子肯定把她吓坏了，因为她问我能不能到外面去等车。我出去了。最后车终于来了。我上了车，把票给了司机。他把票一撕两半，自己留下一半，还给我一半。我坐下了。车出发了。我们在镇中央闪烁的黄色灯光下出发了，那是旅程的头一英里，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旅程的头一英里。后来——可能是凌晨四点半吧，车窗外还是黑的——车停在了——”
7
“哈特福德，”司机说，“哈特福德到了，老兄。我们要停下休息二十分钟。你想下车买个三明治什么的吗？”
卡拉汉用缠着绷带的手从口袋里摸出钱包，差点没抓住。他嘴里还有死亡的味道，是一种涩涩的口感，有点像烂苹果的味儿。他需要什么东西把那种味道去掉，如果没有东西能去掉那种味道，那么就要能改变那味道的东西，如果连那也没有，至少要能盖住那种味道，就像你用一块廉价的地毯盖住地板上难看的洞一样。
他拿出二十块钱给司机，说：“能替我买瓶酒吗？”
“先生，我们有规矩——”
“当然了，零钱都归你。一品脱就够。”
“我可不希望有人喝醉了在我的车上发酒疯。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纽约了。到了那儿之后你想要什么都行。”司机试图挤出一个微笑。“那可是个逍遥城，你知道的。”
卡拉汉——他再也不是神父卡拉汉了，至少从教堂门把上喷出的火是这么回答的——又掏出十块钱。现在他把三十块钱摆到司机面前。他又一次对司机说一品脱酒就够了，而且他不要找回的零钱。司机可不是弱智，这次他接过了钱。“但是你可不准在我的车上发酒疯，”他又重申了一遍。“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我车上捣乱。”
卡拉汉点了点头。不准发酒疯，这是规矩。司机下车走进一个组合式杂货店——在哈特福德边境上的那种卖酒和快餐的小店。还是漆黑的凌晨，附近的一切都笼罩在路灯黄色的灯光下。美国有一些隐秘的高速路，潜藏着的路。这个地方就位于通往一个秘密公路网络的斜坡上，卡拉汉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凌晨的风中感到了这一点。纸杯子和香烟盒被风吹着在柏油路上翻滚。风在广告牌和煤气罐之间穿行，呼呼的声音像是人在低语，煤气罐上写着日落之后请先付费再加气。他从马路对面的十几岁男孩身上感到了这一点。那男孩在四点半的凌晨坐在门廊上，双手抱着头，寂寞的样子就像一篇沉默的描写痛苦的文章。那些隐秘的高速路对外是不通行的，但它们对着他低语。“来吧，伙计，”它们说，“你在这里可以把一切都忘记，甚至自己的名字，要知道当你身上还沾着妈妈的血，还是个只会哇哇哭喊的光屁股婴儿时，那名字就开始跟着你了。人们把名字绑在你的身上，就像把一个罐头盒绑在狗尾巴上一样，难道不是吗？但是在这里，你不用拖着那个东西到处跑。来吧，到这里来吧。”但是他哪里都没去。他在等着汽车司机。很快司机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棕色纸袋，里面装着一品脱老木屋牌啤酒。卡拉汉很熟悉这个牌子，一品脱这玩意在这穷乡僻壤大概能卖到两美元二十五美分，也就是说司机刚才赚了差不多二十八块钱的小费，不管是他自愿给的还是迫不得已的。不坏嘛。不过这就是美国方式，对不对？付出很多，得到很少。如果老木屋真的能去掉他嘴里那可怕的味道——那味道比他的手痛还难耐——那么它还是很值三十美金的。去他妈的，如果那样，它能值一张百元大票。
“不准发酒疯，”司机说，“如果你撒野，我就把你扔到十字布朗克斯高速路的正中间。向上帝发誓我会的。”
灰狗巴士到达波特主干道之前，卡拉汉先生已经喝醉了。但是他没撒野；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等着下车。他下了车，加入了荧光灯下的早晨六点钟的人流之中：吸毒的人，开出租车的人，皮鞋锃亮的小伙子，十块钱就跟你走的姑娘，打扮成女孩、五块钱就跟你走的男孩，挥舞着警棍的警察，拿着晶体管收音机的卖大麻的家伙，还有刚从新泽西来的蓝领工人。卡拉汉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喝醉了但还是很安静；挥舞着警棍的警察们懒得看他第二眼。波特主干道的空气里弥漫着香烟、驾驶盘和尾气的味道。进站的巴士轰轰地响着。这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一种突然如释重负的表情。在白色荧光灯冰冷的光芒下，他们看上去都像死人一样。
不对，他想，然后朝写着此处过街的牌子走去。不是死人，不对。是活死人。
8
“天，”埃蒂说，“你参加过战争吧，对不对？希腊，罗马，还有越南。”
尊者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埃蒂曾盼着他随便讲个大概，快点讲完他们好去教堂里看看到底那里藏了个什么东西。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触动，更不用说震惊了，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卡拉汉知道埃蒂以前认为没有别人能体会的东西：纸杯在人行道上滚动时的伤感，煤气罐上的话让人感到的无望和沮丧，天亮之前人们眼睛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去承受这些。
“战争？我不知道，”卡拉汉说。然后他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纽约的第一天我是在电影院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则待在华盛顿广场公园。我看到别的无家可归的人用报纸把自己裹起来，我也照样那么做了。这里有个例子让你们看看我的生活——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方式——似乎在丹尼尔·克里克的葬礼那天就改变了。你们不能立刻就理解，但请耐心听我说。”他看了看埃蒂，微笑着。“别担心，我的孩子，我不会花一天时间讲故事的。甚至不会花上一个上午。”
“你尽管照你喜欢的方式讲下去吧。”埃蒂说。
卡拉汉笑了。“说谢啦！啊，说多谢啦！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用《每日新闻》裹着上半身，那张报纸的头条是希特勒兄弟在皇后街袭击居民。”
“哦，我的天啊，希特勒兄弟，”埃蒂说，“我还记得他们。一对弱智。他们痛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