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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时，贺衷寒已经彻底失宠了。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贺衷寒坚决支持何应钦的领导，并成为“讨逆”运动、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为，若蒋介石一旦被释放，那他贺衷寒便有发动“勤王”之功，会得蒋介石之宠；若蒋被处死，他又可以成为拥戴何应钦的继位元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他自己会涉嫌阴谋篡权。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辞去复兴社头目的职位以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强迫他成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贺衷寒的原职复兴社总书记，被蒋介石任命的刘健群担任，但很快又由康泽接替了。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的解散
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蒋介石于1938年4月下令将其解散。同年8月，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或“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
表面上，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了。除了一小组蓝衣社人员整体从新组织撤出来以外，大多数前复兴社的骨干们成了三青团成员。地方的复兴社分社成了“支团”，新牌子取代了旧的，而原来的分社“书记”改成了“支团干事长”。康泽现在成了三青团的“组织处”处长，而政训处则附属政治部。
萧作霖认为，这些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复兴社的人事仍旧由蒋介石本人一手控制。当然，蓝衣社在40年代以军统特务别动队的骨干形式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里有戴笠和他的同伙在30年代特务站建立的组织基础。但对复兴社本身来讲，这种名义上的改变对它的组织体制则是本质性的，因为这些变化夺走了复兴社的秘密权力。1941年，当康泽和萧作霖同在重庆，在三青团的资助下领导针对青年和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班”时，康对萧说，三青团与原来的复兴社活动相比水平差远了。康泽说，因为秘密组织比公开的权力更大，它更能发挥作用。他总结说，如果复兴社继续存在的话，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会远比现在有效。他当然还可以说，复兴社比起戴笠的前二处最隐蔽最秘密的活动来说，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
但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一旦集体性强的复兴社在塘沽协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下被解散，它便为一个个人秘密计划彻底打开了通道。即，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在委员长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甚至几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务活动。除一人以外，蒋对他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的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马”——戴笠之手。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上海站初期
直到抗战时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早在特务处从复兴社内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经派遣了特工核心组——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个部门进行特工活动。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使上海更加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城里的国际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
最初上海站的站长是翁光辉，它以地方组织“股”的形式存在。翁毕业于黄埔三期，曾当过海军情报员。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简单：领导分成三组的三四十个特工，他们分别由陈志强（翁的同学，从上海去黄埔军校。在这之前是个流氓，加入过帮会）、王昌裕（广东琼州人，黄埔五期）和徐昭骏（四川人，也是翁的同学）直接领导。后来，增加了一个由杭州训练学校毕业的特工组成的四组，由张人佑（温州人）直接领导。这些战地小组专门从事间谍活动，它们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国际租界（即英租界）和闸北（包括江湾和吴淞口）活动。
那时上海站的活动经费非常微薄，每月只有200元，但它顺利地在剌斐德路、吕班路和西门路租下了房子。特工们都有意变换地址，以防共产党发现——至少在特务处眼里，他们控制着上海的外国租界。
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来往，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开始，上海站与南京的特务处总部之间的联系非常简单。收集到情报以后，就用隐性药水抄写下来，用普通邮件寄往中央总部。1933—1934年间，特务站和它的特工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原始：外勤特工员使用的是没有特别掩护的普通邮箱，而信使的时间大都花在从一个个邮箱里挑拣出“直属通讯员”每周的情报信件。当沈醉在1932年加入特务处时，上海站一共只有160—170人左右，其中30人为内勤人员。
翁光辉当上海站区长时间并不长。他因为企图不先通过戴笠而直接向蒋介石发送一份重要情报，被撤了职。取代他的是原南京和杭州训练班教官余乐醒。余（又名纯云、增生），化名金鸣三，是湖南醴陵人。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契卡”和秘密保卫工作。他接管上海站后，该站扩展成为华东区站，并增加了一个特别行动组，叫做“华东区行动组”。行动组起初由20来个打手和帮会分子组成，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抢匪和杀手，由赵理君率领，而后者善用酷刑和暗杀的本性最终导致了其本人的灭亡。赵的办公地是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上的一座三层楼房里。他在外指挥的暗杀是直接在南京总务处监督下进行的，该总务处也掌有行动组的人事和财政权。但行动组在当地进行的绑架和秘密逮捕则由独立于南京的华东区领导。
从原则上说，华东区负责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的秘密特工活动。但实际上，除上海以外，任何区站都不愿接受大区的领导。于是，上海站不久便重新命名为“上海特区”，而大区下的基层组织则仍旧是收集情报的各个小组。到了1934年抗战爆发之前，一组仍由陈志强领导，二组由沈醉带领，三组是王昌裕，四组是张人佑。1934年吴乃宪成为华东区区长后，每个组与专门的区域挂钩：一组成了“南市组”，二组变成“法租界组”，三组是“国际租界组”（或英租界组），四组是“沪西组”。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各组的活动
南市组设在南市中心的蓬莱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监护其在老城区的业务。小头目陈志强利用他的不法关系和他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来执行特工活动并保护其他涉入贩毒而惹事的帮匪分子。他自己显然在贩毒中赚了外快，因为他有自己的专车，而且他的生活水准显然远远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及。戴笠知道这情况，但他没有足够的关于陈不法行为的专门证据来惩治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戴笠对南市组发送的关于那个地区的情报非常满意。因为，除了帮会以外，陈志强与城里的中国警察有特殊关系，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市政警察分局局长和侦缉总队的侦探。
1933年当了二组头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才18岁。他是由表兄余乐醒介绍的（当然，也就保证了）。而沈醉又把他的三个兄弟和两个表姐妹介绍进来。
沈醉一开始被分配到通讯组，他作为小头目的任务之一，是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夹在报纸或小说里的情报和递交活动费时不要与通讯员交谈。但当他在茶馆或餐馆与多半三四十岁的情报人员碰头时，他们把他当弟弟，请他吃喝，并告诫他如何在艰难时世中照料自己。
沈醉被任命为二组组长后仍旧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在那里有20多个正规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们每人又有自己几到几十人的“眼线”（助手）。后来，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刘果庆（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他来上海接受实地特工训练，结果发展了自己的工作网）手下的情报组里。还有一个由流氓和帮会分子参加的组，由阮亚丞领导。沈醉在1935年当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后，所有这些人员都由他交到了苏业光手里。于是沈醉除去领导二组情报活动的任务，还担起了在军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动”领导任务。
虽然三组的任务是在国际租界收集情报，它的头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为他嫌英国人统治的区域太乱。不过他最终还是搬进了国际租界。他在那里碰到前黄埔同学时，假装成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他典型的报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黄埔校友们嫌他烦了，要么想法给他找工作，要么会借给他几块钱来支撑困境。颇有一些黄埔校友被他的状况打动，于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些很有意思的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
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
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而在行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能够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替了四组领导。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于是，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
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
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做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