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的力气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
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打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从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来信，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不久后，临澧队部就开设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要逃走的学生。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本人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列宁主义有抵抗力。据沈醉说，他当时在临澧队部工作，这使教师们非常为难。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戒备森严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感到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惟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与各个学生小组讲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受到间谍活动的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不受丝毫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前泄露这种“高招”。
第十八章 训练营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做“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布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到“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叫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
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
全部课程应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对战争，有时会耐不住而给临澧打电话，命令让最优秀的学生马上就到实地工作。他尤其关切的是确保他的军统干部被派到“战地服务团体”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组织中去，否则这些团体或组织会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领导人控制。于是，当1938年夏战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妇女代表那里的抗日组织在人员方面求助时，戴笠下令让训练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队去参加那里的团体。游击战事课程的另100个学生被从第五和第六中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华南参加正在上海内陆腹地加紧反日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第十八章 训练营“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 “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
第十八章 训练营临澧的最后日子
沈醉回到了临澧，他继续在那里担任700来个学生12个月的训练工作。在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