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的一个周末的夜晚，在一家餐馆里克里又被一个青年误当成艾米，当克里解释说自己不是时，那个年轻人惊呆了。他打赌说克里肯定与艾米有关系。克里向年轻人要了艾米的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周一上午，克里打通了艾米的电话。一问，克里马上明白了，她们是双胞胎。
她们决定当晚在拉特兰大街附近的停车场见面。当姐妹俩见面时，她们都惊呆了！
克里说：“我记得当时停了车，看到街对面站着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天啊，我当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25年之后，双胞胎姐妹两人重新走到一起！她们一见如故！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到美满和内心的充盈！姐妹俩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她们品味相投，抽相同牌子的烟，语言风格相同，癖好也一样，她们甚至发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克里说：“那种感觉就像大脑里有两个我在对话，艾米就像是我的一部分。我们面对面，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是什么感觉。”
故事二
异卵双生双胞胎的弟弟出差时，突然腹部剧烈疼痛，而后发现疼痛的时间正是哥哥被谋杀的时间。
大多数双胞胎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双胞胎之一受伤严重，另一个人会感受到相同的痛苦吗？有人对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他体验到了哥哥被杀时的巨大疼痛。
1955年3月，当里克和罗恩即将降生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施行剖腹产手术，因为他们似乎不愿分离，四肢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舍的情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深厚。兄弟两人是最好的朋友，感情超越其他的兄弟感情。
里克和罗恩是异卵双生双胞胎，即两个卵子同时受精，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他们同时学会走路和讲话，喜欢相同的科目。
稍大一些，他们发现，他们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1995年1月，里克从休斯敦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非洲安哥拉的一家石油公司审核账目。在安哥拉起初的几天很平静。但5月31日凌晨4点钟，里克被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
里克说当时剧烈的疼痛导致全身麻痹。4个小时过后，疼痛逐渐消失。稍后，医生为里克做了全身检查，但并未发现身体有任何危险迹象。
但坏消息却在当天夜里降临，里克的双胞胎哥哥罗恩，前一天夜里被杀。验尸报告和911的电话记录都表明罗恩的死亡时间是中部时间晚上10：30，正是里克夜里因腹部疼痛惊醒的时间。
里克相信他感应到了哥哥被杀时感受到的剧烈疼痛，这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会让他牢记一生。
双胞胎现象一直是心理学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遗传对不同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有多大的影响。最早重视这个问题的是现代心理测量之父，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收集了94个双胞胎的案例，分析那些分开教养的双胞胎之间性格与能力的变化，调查结果坚定了他的一贯主张，即人的才能来自于遗传。
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遗传的天才》一书，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对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社会调查，包括了法官、政治领袖、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神学家等各种职业。高尔顿研究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资料，结果发现这些人多数出自有名望的家族，其中31％的人有杰出的父亲，41％的人有杰出的兄弟，48％的人有杰出的儿子，血缘关系越近，同为名人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为坚信自己的理论，高尔顿的后半生都致力于推动优生学运动，认为通过几代人审慎的婚姻就可能培育出具有很高天资的人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曾向政府提议，通过测验从英国挑选出10对最有才能的男女，每人提供5000英镑（在19世纪，这绝对是一笔巨款）的婚姻赠礼，促使他们彼此婚配，以期改良大不列颠人的物种结构。虽然看上去有些异想天开，但这一想法始终有人响应。
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便提出用征税来鼓励智者生育，愚者节育；从当代新加坡政府奖励高学历者多胎化的人口政策中，多少也可以看到高尔顿理论的影子。但是，在研究中高尔顿完全忽略了杰出人物生长的环境也比大多数普通人更优越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69年，教育心理学家亚瑟·詹森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智力测验数据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IQ存在明显差异（黑人约低15分上下），而且即使给予环境条件不利的黑人儿童以补偿性教育，其IQ也只增长2～5，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因此詹森认为，遗传更多地支配着每个人的智力水平，补偿教育计划得不偿失。反对者则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智力商数上的差异，更多的是由环境因素所决定，是几世纪以来美国所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无论是受教育、培训的机会和程度，还是两者的出身与生活环境，黑人都比白人低得多，这才是造成黑人在现实社会中低人一等的主因。而且智力测验本身也有问题。暂且不说测验结果中种族内部人与人的差异比种族间的差异要大得多，单单智力测验题本身就不公平。它的设计更多的是针对白人中产阶级，以该阶层的生活环境作为标准，比如，有的测题要求用拼板拼出一部汽车的形状，那么，住在城市里的孩子当然比来自贫穷的乡村从没见过汽车的孩子做得更好。
面对这些疑问，詹森等人反驳说，同样处于不利的生活与社会环境中，印第安人的智商得分却要高于黑人儿童，这显然支持人的智力是先天决定的观点，遗传因素的影响超过了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于智力遗传说与环境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越演越烈。根据1963年心理学家厄伦迈耶…金林和贾维克对过去半个世纪8个国家52项研究的总结，同卵双胞胎在同一环境下成长的，他们的智力相关达到0。88（相关为1。00表示完全一致），同卵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下长大，其智力相关为0。60；相应地，同胞兄弟姐妹在相同和不同环境中长大时，智力的相关分别是0。50和0。35。另外，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也要比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智力的相关要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这些数据表明，遗传对于智力的影响是存在的，血缘关系越亲，智商也越接近。
但是，这同样也在说明，在智力的形成与发展中，遗传并不单独起作用，而是与环境的因素交互渗透。不同的基因类型会受到环境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遗传素质代表了人的发展潜力这颗种子，而环境则是这颗种子生长的土壤。当种子本身有问题时，那么再肥沃的土壤也无能为力；同样，落在贫瘠的土地中的一颗好种子发展也有限。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更重要的，即智商是否代表了人的智力水平？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仍有疑问，对传统智力测验的反思也持续在进行。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其他如技能、创造力、个性、动机等因素相配合，所谓“智力天才”只是一句空话。这不啻为每一个智力测验热衷者敲响了警钟——
《改变生活的68个心理学经典故事》
发现未知的自己……改变对自己的认识的心理学 灵魂真的存在吗？
“灵魂”是什么东西？“灵魂”到底存不存在？假如“灵魂”存在的话，它是从人的躯体中生长出来的，还是仅仅把人的身体作为临时寄寓的躯壳？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人有灵魂深信不疑！小孩被吓着了，家长晚上会打着灯笼为小孩招魂；人死了，在殡殓的某个时辰即使是亲人也要远远地避开尸首，让死者出魂。即是说，人死后尸体入葬，但灵魂却要到天国或地狱报到。如果亲人不离开尸首，灵魂无法出窍，死者是不得安息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者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段，把灵魂人格化，如《三国演义》里，大将关羽死后灵魂不散，多次显灵暗中帮助刘备和他的后辈；《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有前世的姻缘，秦可卿死时灵魂会托梦给王熙凤。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做梦等心理现象，便认为是灵魂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灵魂只是暂时寄寓在人的躯体里，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当人大白天处于清醒状态时，灵魂和肉体同在；当人在黑夜里睡着时，灵魂便悄悄离开肉体随处游荡，所以，千万不要猛一下叫醒熟睡的人，以免离开人体太远的灵魂来不及回到躯体里面而致死；人死，就是因为四处游荡的灵魂找不到自己的寓所而飘零他乡的缘故。
至今，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仍然认为灵魂是人的影子，所以，那些部落里的人除非不得已才会到河边去，因为他们生怕影子即人的灵魂投射到河里后，被鳄鱼吃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万物，人的肉体可以消灭，但灵魂不死，并且可以从死去的躯壳出来，进入另一个鲜活的躯体。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有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三种，分别主管人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和道德完善。
由于这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有利于宗教统治，所以一直被教会奉为真理。在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主义非常严苛，主张无神论的人士受到了残酷迫害。如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利用泛神论思想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结果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受火刑而死。
在我国古代，佛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转世”，叫“三世轮回”。生前做好事的人，来生托生到富贵之家；生前作恶多端的人，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来生托生为畜生。道家则认为，人经过修炼以后，可以羽化成仙，长生不死。
这些宣扬的都是灵魂不灭论。而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应该是先有身体而后有精神，精神依附于身体而存在，人的心理活动是身体的一种机能。如战国时期的荀子就说过：“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存焉。”魏晋南北朝的范缜进一步指出：“形者神之质也，神者形之用也。”就是说物质的身体是精神的根本，而精神（灵魂）只不过是身体的功能罢了。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认为灵魂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与身体有联系，但却说不清楚它是由什么具体的物质器官产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人一直把心脏当做产生思想的地方，于是，凡是和思想有关的字和词，都带上了具有“心”字的偏旁。如“思”、“想”、“念”、“恋”、“悲”、“怒”、“恶”、“意”、“愿”等。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真正影响思想的是人的大脑，而不是心脏。所谓灵魂不死、灵魂不灭，都不过是子虚乌有。
1848年，发生在美国铁路工地上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大脑机能的认识。1848年9月13日下午，在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地上，有一名叫盖奇的工人，当他用一根长约1米、重约6千克的铁钎子去杵实岩石炮眼中的火药时，火药爆炸了。盖奇手中的铁钎被炸药震飞，铁钎穿过盖奇的大脑，又飞出去约46米远。盖奇轰然倒地，血流满面，浑身抽搐，不省人事。
人们都以为盖奇完了。没想到，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盖奇一骨碌爬了起来，居然神志清醒，说话自如。工人们赶紧把他抬到一辆牛车上，送到离工地750米远一个小镇的医院里。到医院时，盖奇自己从车上走下来，并通过一段长长的楼梯走进病房。医生检查盖奇的伤口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致命的伤口，盖奇居然还活着！晚上10点了，盖奇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可他却很清醒地要朋友们回去，说他没问题，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几天后，盖奇因伤口感染陷入昏迷，经过医生的抢救才开始慢慢好转。3个星期后，他恢复了意识，想要起床。到了11月中旬，他又回到了小镇，并开始计划他的将来。奇怪的是，他的性格和脾气全变了。受伤以前，盖奇是一位和善、随和的人。伤愈后他却变得性情粗暴，蛮横无礼，根本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喜怒无常、优柔寡断。这个病例充分说明，大脑受伤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1861年，一个“失语症”病人到处寻医，求助无门，绝望之中找到了法国医生布洛卡。布洛卡对这位病人的大脑进行了研究：病人的发音器官没有问题，这说明病人不能讲话是其大脑皮层一定部位受损的缘故，从而证明脑的这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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