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吴趼人自觉运用一人一事为贯穿线索的布局技巧优势，创作《二十年之目睹怪现状》：〃此书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遂成一团结之局〃（现状总评，）作者力图把故事限制在主人公视野之内，靠主人公的见闻来展现故事。
再以《老残游记》为例，第一集一到十四回是讲故事，十五到二十回是做于是游记，；第二集，三至五回德夫人、环翠听逸云讲悟道过程等，都逃出老残耳目之外，但是读者同样可以把德夫人、申子平看作老残耳目的延伸，因为作者用的仍是录见闻的游记体。作者不得已让老残两次避席，用转移视角的办法来保持体例的一致。
但是，吴趼人没有把自己原本的创作意图贯彻到底，尤其是小说转入故事的讲述（15－20回）时，虽然作者有意识地把描写局限在视角人物视野之内，但是偶尔会跳出个别全知叙事的段落，作者又不自觉地回到了全知叙事的传统模式。
这是中国小说作者在叙述视角问题上的又一次深入。但是小说叙述视角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小说作者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进入当代文学作品中来，有两位在叙述视角上有鲜明特点的作者进入我们的视界。他们即是马原和莫言。
大略地看一下，我们几乎可以把他们同时归入到〃有意识〃越界的作者队伍中。
例如马原，〃一直致力于强化叙述在创作中的支配地位，他经常将自己引入虚构故事以扰乱读者的视线，把叙述过程写入作品以提示作品的虚构性，他还将没有逻辑联系的生活片断置于同一作品中，以阻断读者对作品隐喻意义的追寻〃。他从〃文学最终是被语言叙述出来，文学是一个语言的事实〃这一命题出发，力图降低内容的重要性。显示出〃元小说〃的特征，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将作者自己引入作品，基本语式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他经常将自己置入虚构的文本中，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参与者或被叙述对象。有一些人物不断地在许多不同的作品中进进出出，这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封闭性，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文学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元小说，学生认为它就是〃有意识〃的视角越界现象在文学创作中〃极端〃体现的成果。
第3节：叙述视角的〃有意识越界〃现象分析（3）
莫言的小说第一阶段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方式符合传统规范，情绪形态基调清新明朗，基本上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
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王庆生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写道： 〃第二阶段的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叙事方式。在红高梁家族中，作者形式上是将叙述视角定位在第一人称〃我〃的位置上，以我的口吻叙述祖父母余占鳌、戴凤莲、和父亲豆官的视角，或者干脆甩开第一人称视野，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展开叙述，给人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另一方面又获得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那种视野的开阔性。〃
通过以上两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来，叙述视角问题仿佛已经被解决，以上两个作者都在叙述视角上游刃有余了，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例如马原小说中有这么一句：〃我这个故事时的大师是这个我的同龄人。〃其中有两个〃我〃一个是作者，另一个是主人公，马原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是因为强调虚构，另一方面是挑明了他要〃越界〃，他小说中每一次的作者出现，都是提醒读者：〃写小说的汉人马原要越界啦，请大家注意〃。马原彻底而明确地进行越界。我把他归为〃有意识〃地越界行为代表。
与此相反的是，我认为莫言有一些无意识的视角越界，以红高粱家族来说，他并没有过多地意识到自己的视角越界，而只是从写作需要角度出发，即兴地转换着叙述视角。从这一个方面来说，《红高粱家族》同时又是一个视角越界的代表作品。莫言在〃甩开〃第一人称视野，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展开叙述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做出了〃无意识〃的视角越界行为。
笔者学疏才浅，所选文例有可能存在片面、局限性，它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在学习文艺理论成果时对一些概念、观点的摘录、整理，以及在个人创作中的体验、探索、思考的过程梳理。
窃以为怎么样协调好作品叙述视角问题，做到不越界，或者变作品叙事中〃无意识越界〃为〃有意识越界〃，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借此机会在此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讨论。
第4节：本书主要人物/具体叙述者列表（1）
本书主要人物/具体叙述者列表
第一部
主角：16岁的我、17岁的我
叙述者：18岁的我（在北京讲起）。
故事的作者：24岁的我。
叙述配角：小屁孩儿、大眼镜儿。
地点：山东
第二部：
上：
主角：17岁的我
叙述者：18岁的我。
故事的作者：24岁的我，故事在北京展开。
叙述配角：朋友们（通过来信的方式完成）。
地点：北京
下：
主角：18岁的我、19岁的我、20岁的我、21岁的我、22岁的我、23岁的我
叙述者：24岁的我
故事的作者：18岁的我、19岁的我、20岁的我、21岁的我、22岁的我、23岁的我
地点：北京
第三部：
上：
主角：17岁的我、18岁的我
叙述者：24岁的我（18岁的我已经退出）。
故事的作者：24岁的我
地点：山东
下：
主角：23岁的我
叙述者：24岁的我
故事的作者：24岁的我
地点：南京
其它：主角：一个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和一部长篇小说
这本书的作者：杨勇（坐在电脑旁边打字的我）
讲故事的作者：站着走着躺着坐着出神发呆的杨勇、胡思乱想的杨勇
提供素材的人：杨勇（从16岁到23岁的杨勇）
写作地点：山东、北京、南京。
叙述视角的安排、挑战与独创
〃24岁的我〃以〃小说作者〃的身份在24岁的我没有到南京之前，在文中起到全知视角的作用，它与独创文学素描技法的小屁孩儿、专做注解的大眼镜儿共同解决了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局限性。
〃18岁到北京的我〃在从北京开始的讲故事过程中拥有半知视角，它避免了第一人称叙事过程中易发生的视角越界现象，〃18岁在北京的我〃对小说主人公所经历的故事和体验的〃半知〃，截止到18岁的我到北京之前。到北京之后，它随即变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由〃24岁的我〃给予补充。〃18岁的我〃用具体行动大体地实践了我到北京前设立的成长计划，即是叙述者又是小说参与者。
而18岁到北京之前的我，包括〃16岁的我〃、〃17岁的我〃，均属正常的第一人称，他们拥有第一人称叙事的所有优势，而又不必担心背景交待不够或者叙述视角的越位。在这里，〃16岁的我〃，〃17岁的我〃，〃18岁到北京前的我〃三者相对独立，它们之间的关连，由〃18岁到北京后的我〃来完成，而〃18岁到北京后的我〃在北京所经历的故事，则由它与〃24岁的我〃来共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任意地调用〃16、17、18岁到北京之前我〃的生活经历，而不必担心越界。
在〃18岁的我〃离开北京后到了南京时，〃24岁的我〃也转入第一人称，在南京的故事放弃了全知视角，进入一种感怀与推理性质的叙事形式中。〃24岁的我〃的故事并不多，它的出现是为18岁之前的我服务的，仅以类似于大事记的形式写新经历的新故事，这些故事与少年的我的故事相对应，它们有一个核儿，例如为出版、进一步修改这本小说而做的努力和结合学习为它所做的铺垫和准备等。
〃24岁的我〃主要是以创作理论支持和完善了〃我〃在高中时的梦想，提示任何一本书的诞生并没有那么难也不是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少年用好几年的成长来完善它，甚至需要结合青年时期的理性、相对客观的出发角度、相对充实的文学创作理论基础、相对成熟的叙事技巧等来共同结合才能完成。至此，从〃16岁的我〃到〃18岁的我〃，再到〃24岁的我〃，暗示成长也类似过去式叙事形式一样，一步一步地展开，在身后，是一片豁然开阔的成长空间，成长也因一点一点地行进和揭示而充满了趣味和具体的意义，类似于游戏，区别在于它不能够存档。一生只能玩一次。因而更为珍贵，需要每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用心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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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本书主要人物/具体叙述者列表（2）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宋扬〃的人物，但他是虚拟的，他是16、17、18岁的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小说中他是完全的第三人称叙事，他承负了小说中所有的〃我〃所有故事欲传递的所有所指，归合了五个我实际都是因遭遇文学人生发生变化，并将最后的所指直接朝向小说的场外作者，即〃真实的、作者的我〃：一个马上要去食堂吃饭，不用逻辑思维决定就知道饿的作者，从而指示文学最终影响的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和成长。
第5节：我在未来的街头等你 引子（1）
引子
1
17岁那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曾双手并拢，紧贴裤缝，用军训中学到的最标准的立正的姿式，在旗杆护拦前的石板上，在红旗底下笔直地立正了一下，那一年的暑假我和几个朋友们搞成了一个行为艺术DV片和一本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做事情莫名其妙，随心所欲，当时我们像鸟儿一样在北京飞来飘去，那时候我还没有背包，那时候我也没有一条天蓝色的直筒牛仔裤，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笔直地站一下，心里想的是：我还会回来的，北京！
那一年我深深地爱上了北京。
18岁的我抬头看天，天那么蓝，还有红旗在飘啊飘，飘啊飘，飘啊飘。我不由得把所有的包全部扔下，我不由得微微伸出双臂，我不由得由着少年里最后的任性厚着脸皮喊了一句：〃啊！北京，我又回来了！〃
这一句要是响在我们村外的群山里，它肯定会起伏不绝。而在这里却是喊完就完了，北京不回应我，也没有人理睬我。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整理好行头，转身去坐地铁。
2
在建国门转乘直线，到大旺路下车，然后在东北出口出站，换乘608路无人售票公交车，到《农民日报》社的前一站十里堡下车，那就是我要到的地方：鲁迅文学院。这条线路18岁的我在家里就已经背诵了无数遍了，所以当编辑部说要来接我的时候，我坚决地谢绝了，我要给编辑部的老师们一个好印象。
608路车上，我座位旁边坐着一个少女，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羽绒服，扎着一个马尾辫，位子很挤，我离她很近，她又很漂亮，所以我有点拘束。18岁的我开始走神，我想起徐涵，留学在外的她不知道我来到了北京。我想她，18岁的我相信，如果她知道我带着一本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和光辉灿烂的文学梦想，放弃了高考来到北京并开始我另类的大学生活，她一定会理解我。
而我，也一定比现在更快乐。
上午九点钟，我终于来到了编辑部。编辑部的老师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我也少了第一次时的那份拘谨和不知所措，我把从家里树上长的红富士苹果分给他们，他们很领情地赞叹着：〃呵，你们那里的苹果这么大啊！这上面还有'福'字，这我可不舍得吃喽！〃18岁的我傻呵呵地笑着。后来有同事说我再有根旱烟枪就是一个标准果农。仿佛苹果是我种的，有满脸丰收的喜悦。
给我这个实习机会的孟老师进了办公室，平静地看了处于兴奋激动状态的我一眼，说一句：〃来了？！〃
我赶紧说：〃嗯！〃
他又说：〃来！〃
我就跟着他那句话的余音来到了总编室，就我们两个人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我赶紧接过来。然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坐在他那个老大的椅子里面。然后，孟老师又跟我说了许多亲切的话，大多软中带硬，让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有一种压力。
成长，总是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也总是在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
孟老师递过来的那杯烫烫的热茶，张老师对我发自心底的关心，自然一下子把我温暖的不行。也正是从此，北京，鲁迅文学院，成为我成长中的一个家，梦想在哪儿，哪儿就有家。
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也是这本小说开始前的引子。
3
这本长篇小说完成的时候，我的24岁也结束了。24岁是我的本命年，所以当岁末听到屋外有爆花生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