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17部分

　　　　圣卢给我谈起过他的另一个同事，他也来这里了，他们的关系尤其融洽，因为在这群人中，就他们两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

　　　　1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血统的军官，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

　　　　“噢，他呀！他跟圣卢不一样，狂热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他甚至不够老实。开始他说：‘等着吧。有个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观点。’但当他知道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声明德雷福斯有罪时，就把他看得一钱不值，说是教权主义和参谋部的偏见妨碍他作出真诚的判断，尽管没有人——至少在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们这位朋友更崇拜教权主义了。于是，他对我们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因为这个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说这个人是拥护共和政体的老兵（我们这位朋友出生于一个极端拥护君主政体的家庭），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信念。可是当索西埃声明埃斯代阿西1无罪时，他又为这一判决找到了新的解释，不过不是对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对索西埃不利。他说是军国主义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请注意，他本人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至少是军国主义者，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了）。他家里人看到他思想这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1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国军官，在法军参谋部任职，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为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军，后又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你瞧，”我说，把脸转过一半朝看圣卢，为了照顾到两面，又把另一半对着他的同事，好让他参与谈话，“因为人们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可是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人都有一个思想观点。但思想观点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观点并不是具体的，因此，在一个有抽象观点的人周围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的观点。”

　　　　这时，圣卢的呵责声打断了我的话头，因为刚才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他说：“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那张怯生生的脸上表情十分亲切1。在圣卢看来，当我讲话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多此一举，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就象一个乐队指挥，当听到有人弄出了声音，就敲敲琴弓，让他的乐师停止演奏，圣卢也是一样，他呵斥捣『乱』分子：“希贝格，”他说，“别人说话时不要『插』嘴。要说等大家说完再说。好了，您继续往下讲，”他对我说。

　　　　1圣卢并不满足于这一比较。他兴奋极了，而想让我在他朋友们面前『露』一手的欲念又使他的兴致倍增。他一面抚『摸』着我，就象抚『摸』一匹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马，一面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接着又改口说：“还有埃尔斯蒂尔。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明白，这叫留有余地。打个比方：我这样对你说，就好比有人对巴尔扎克说：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斯丹达尔。你明白，多留些余地，实际上是无限的赞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达尔？”他又说道，对我的判断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赖，而这种信赖从他那笑眯眯的绿眼睛里『射』出来的『迷』人而几乎是幼稚的询问目光中流『露』了出来。“啊！好，我看你同意我的看法了，布洛克不喜欢斯丹达尔，我感到他很愚蠢。《巴马修道院》不是很了不起吗？你同意我的看法，我很高兴。你最喜欢《巴马修道院》中的什么？请回答我。”他急着命令我作出回答，显示出青年人容易冲动的『性』格，而他身体散发的威力使他这个问题有点吓人。“莫斯加还是法布利斯？”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莫斯加有点象德…诺布瓦先生。”西格弗里德—圣卢听后仰天大笑。“可是莫斯加比他聪明得多，但没有他爱卖弄学问。”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罗贝边笑边拍手叫好，他笑得差点儿憋不过气来。他大声喊道：“高见！太妙了！你真了不起！”——作者注。

　　　　我松了口气，因为我担心他会让我从头开始。

　　　　“因为一个思想观点，”我继续说，“并不是物质利益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享受物质利益，因此有同样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受物质利益的影响。”

　　　　“喂！我的孩子们，这下你们可目瞪口呆了吧！”我刚说完，圣卢就惊呼起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神情关切而忧虑，就象我在走钢丝一样。“希贝格，您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这位先生很象迪洛克少校。刚才我还以为是少校在讲话呢。”

　　　　“我早就想到了，”圣卢回答道。“是有许多相象的地方，但您会看到他有许多东西是迪洛克所没有的。”

　　　　这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有一个兄弟在音乐学校读书，他的兄弟对任何一部新问世的音乐作品总和他父母、表兄妹以及俱乐部的同事们的看法迥然不同，而和音乐学校其他学生的看法完全一致；圣卢的这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心理状态”，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和所有德雷福斯分子的心理，尤其和布洛克的心理如出一辙——当我同布洛克谈起这件事时，他对这个士官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他听说他和自己属于同一派很受感动，但鉴于这个士官出身贵族，受过宗教和军事的教育，便把他想象得与众不同，就象远道而来的游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的家庭传统和职业利益对他的心理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圣卢的一个表兄娶了一位年轻的东方公主，据说，她赋的诗可以同维克多…雨果或阿尔弗雷德…维尼1的诗媲美，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她的思想与众不同，是一个幽居在《一千零一夜》式宫殿中的东方公主的思想。而那些有特权接近她的作家，当他们听到她的一次谈话后就会感到她不是夏哈札德2，而是维尼或雨果，他就会大失所望，或者不如说，会喜出望外。

　　　　1维尼（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精巧的诗歌对唯美派诗人颇有影响。

　　　　2《一千零一夜》中说故事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同这个年轻人聊天，谈军营，谈驻军的军官和军队。这也是我和罗贝的其他朋友，和罗贝本人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我们平时吃饭、聊天和生活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不管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们看多了，它们在我们眼里就会破格升级，就会大大增值，使其他事物相形失『色』，被搁置一旁，象梦幻一样虚无缥缈，甚至不复存在。就是这样，我开始对军营中的各个要人，对我去看圣卢时在院子里遇见的或早晨醒来，当骑兵团经过我窗前时看见的军官，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详细了解深受圣卢敬佩的那个少校，了解即使从美学观点看也令我悠然神往的那门军史课。我知道，罗贝讲话咬文嚼字，常常空洞无物，可有时却表明他理解了，并且吸收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惜，在军队这个问题上，罗贝这段时间满脑子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很少谈论这个案件，因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对，除了我的邻座。我这位新朋友观点常常摇摆不定。他对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校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军官，他抨击在各种现实问题上的反军『骚』动，因而被认为是反重审派。我的邻座得知他的长官无意中透『露』了几个表明他对德雷福斯罪状有所怀疑的论点，得知他对比卡尔1很尊重。不管怎样，就这最后一点来看，说上校是相对的重审派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围绕一件大事总会产生种种莫名其妙的谣传一样。因为没过多久，上校负责审查原情报局长比卡尔将军时，对他的粗暴和蔑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样，尽管我的邻座不敢冒昧直接打听上校的情况，但为了向圣卢表示礼貌，对他说——说话的语气就好象是一个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诉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谴责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赞美过某些以『色』列人的宽宏大量——上校对重审派，至少对重审派的某些观点，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狂热而狭隘的敌对分子。

　　　　1比卡尔（1854—1914），法国将军，1895年曾任情报局长，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竭力主张重审此案。

　　　　

第一卷　第六章

　　　　“这我不感到惊奇，”圣卢说。“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如此，出生的偏见，尤其是教权主义『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对我说，“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军史教官，看起来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的。再说，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那才叫我感到吃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激进社会党人和共济会会员。”

　　　　出于对圣卢的朋友们的礼貌（他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他们受不了），同时也因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兴趣，我问我的邻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军史课讲得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

　　　　“千真万确。”

　　　　“您意思指的是什么？”

　　　　“嗯，打个比方吧，您在一个军事报告里谈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实，最小的事件，我认为从里面都可以发现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叠，就象在隐迹纸上写的字一样，你必须把它们理出来。这样，您才可以发现任何一门科学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大体情况，可以满足我们大脑的需要。”

　　　　“对不起，请举些例子。”

　　　　“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圣卢『插』嘴说。“比方说，你读到这样一句话：一支部队试图在你往下读之前，这支部队的名称，它的组成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次行动不是首次尝试，如果在同一次行动中我们看见又有另一支部队出现，这可能表明前面几支部队在上述战斗中已被歼灭，或者损失惨重，不能将这次行动进行到底。然而，应该设法搞清楚今天被歼的这支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如果它是用来强攻的突击队，那么，一支战斗力比它弱的新部队就很难在它失败的地方获胜。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战的开始阶段，这支新部队就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交战的这一方还拥有多少兵力，他们的兵力可能在什么时候不如对方的兵力，这就使这支部队将进行的这次行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如果不能弥补它的损失，按照逻辑推理，它的成功也只会导致它的全军覆灭。此外，敌军的番号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对方弱得多，但已经消耗了对方好几支重要部队的兵力，那军事行动也就改变『性』质了，因为它即使最终会丢失防守的阵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那么能守住阵地一段时间也就是一大胜利。如果说，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研究阵地和阵地控制的公路、铁路以及阵地保护的后勤供应，也就更具有意义了。这一点，我想你是会明白的。应该研究整个地理背景，这是我起的名称，”他得意地笑着说。（的确，他非常满意地理背景这个提法，后来，甚至过了几个月，每次用到这个名称时，他总会『露』出同样的笑容。）“交战的一方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如果你读到它的一支侦察队在阵地附近被另一方歼灭，你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交战的一方是想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以免敌方用来挫败它的进攻。对某一地方极其猛烈的进攻可能意味着企图攻占这个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牵制敌人，不想在敌人进攻的地方还击，或者仅仅是佯攻，用凌厉的攻势掩盖从这里后撤部队的真实意图（这种佯攻战术是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战术）。另一方面，为了弄清一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动，还要进行什么行动，就应该多多查阅国家军事条令，而不要轻信指挥部的公告，因为这种公告可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从而掩盖一次可能是失败的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总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军试图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现行条令的规定拟订的。比方说，如果条令规定正面攻击要用侧翼攻击作掩护，如果侧翼攻击没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