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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河北省、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地盘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渠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为鹿钟麟和韩复渠都是河北人，抱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都有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
冯玉祥以长期于局促西北脊苦之地为由，早就有向外发展的野心。他曾对人说：“我们连个出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太不方便，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虽然蒋介石已经把山东的地盘许给冯玉祥，由于胶东和济南都被日军占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
相比之下，河北乃至平津地区和山东一对照，远非河北、平、津地区富饶。冯玉祥认为他的部队在和奉军作战时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也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去年5月阎锡山在石家庄和蒋介石会晤时，却使冯玉祥的希望落了空。阎锡山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那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
倒戈将军的“美名”，蒋介石怎能不晓，阎锡山的话让他起了戒心。他们经过一番计议之后，蒋介石密定把河北及平津地区划到阎锡山的名下。为了安抚冯玉祥，蒋介石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玉祥的部属。而北平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都是阎锡山的人。实际上真正统治北平的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
后来蒋介石为了敷衍冯玉祥，在河北及平津地区分配没有揭晓之前，蒋介石装模作样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冯玉祥对这类问题，虽然内心十分迫切，但是表面上向来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真可谓：想做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
冯玉祥表示一切以蒋意志为意志，自己绝不居功自傲，以示对蒋介石的尊重。蒋介石大赞他虚怀若谷并趁机说出把河北、平、津地区交给阎锡山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以不为少。而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缙、察、绥四省，以不为多，二者相比，也属人之常情。
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处理不好，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蒋介石说冯玉祥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而阎锡山外柔内刚、善变，故交给他。冯玉祥当面对蒋介石的话不便发表异议，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事后，冯玉祥在新乡对部队讲话说：“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多。”口号喊得很漂亮，其实是满腹牢骚。冯玉祥内心对蒋介石和阎锡山是极为不满，由此产生的裂痕，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对自己不利局面的出现，这种心情因此而加剧。
其二，是军队编遣问题。去年七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北平汤山商议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玉祥途经保定时，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发表了一个通电。大意为：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50个陆军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玉祥抓住时机率先提出了一个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随后，冯玉祥又根据这个准则出台了一个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陆军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陆军师。其它不属于集团军的部队各编八个陆军师。冯玉祥以为，他的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
可是他又一想，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的人数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这样做必然不会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随后他又折中，把第一、第二集团军的人数拉平，把第三、第四集团军的人数压低，以其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以为通过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拥有强大的震慑力量。谁知蒋介石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思，他趁机抛出了另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陆军师，并额外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陆军师。
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自然要由蒋介石掌握，无形中蒋介石手中将有二十二个陆军师。这个方案表面上看，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离间蒋介石和冯玉祥关系的作用，可谓一石二鸟。蒋介石看到这个方案对自己有利，即便他猜到阎锡山的心思，也要大力推崇。
蒋介石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锡山的方案，而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玉祥的提案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阎锡山的提案得以顺利通过。冯玉祥遭此打击，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锡山并未放过他。趁此机会到处说冯玉祥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玉祥陷入孤立。
冯玉祥托病不出，故招鹿钟麟来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一职，以便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钟麟是内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玉祥有些无可奈何。这期间，蒋介石明知冯玉祥是在托病，仍然携带宋美龄前去探望两次，以示关切和慰问。有一次，冯玉祥正在和部署谈话，忽闻孔祥熙来访，便赶忙卧床蒙上大被，并呻吟不止。外人都认为冯玉祥得的是心病。
冯玉祥这次在南京盘算的很周密，没有想到遭受到滑铁卢。本来想与蒋介石进一步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能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保持自己的强大的实力，已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早春二月的季节，冯玉祥以养病为借口，趁机离开了南京。
冯玉祥前往豫北辉县百泉村暂时躲避，至此拉开了冯玉祥和蒋介石决裂的序幕，并为日后几百万人，逐鹿中原并展开残酷的杀戮埋下了伏笔。而冯玉祥的叛逆，也同样给阎锡山创造了机会，一个联手反蒋的机会。
第九十四章 乱局2
属下进来又禀告：“阎长官，已经得到确切情报，冯玉祥离开南京，已经到达豫北辉县百泉村暂住。”阎锡山眉头舒展开来，自言自语嘟囔道：“真是天助我也。”阎锡山马上接说：“电令，命傅作义部立即整编，在43师的基础上扩编为43军，并由傅作义担任43军军长。”
阎锡山又说：“电令，驻扎在绥远、大同、河套地区的135旅，扩编为35师，驻扎在天镇的15师更名为36师，驻扎在忻州、朔周、定襄县、五台县等地的保安部队，扩编为37师。35、36、37师组成44军，委任穆亚平担任军长，并统领山西北部乃至绥远等地区的军务、政务，命令下达即日便生效。”
由于穆亚平这个异类的出现，原有的历史出现了小小的涟漪。鉴于穆亚平在绥远地区的所作所为，阎锡山大加赞赏之余，自然要委以重用。因为阎锡山若想逐鹿中原，必然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而穆亚平自然成为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穆亚平从草原回来不久，突然接到如此利好消息，自然高兴万分。随后整编工作开始有条不稳进行。穆亚平获得更大的权力的同时，他最大的企图就是不去干涉阎锡山的所作所为，并为日后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去年就有人背后猜测穆亚平的行为，不断地在阎锡山面前说他的坏话。老奸巨猾的阎锡山，经过仔细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保安司令是自己亲自委任的，穆亚平采取的剿匪行动，事先征求了自己并得到允许，穆亚平完全是尽职尽责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至于穆亚平在河套地区屯垦开发，也是自己首肯的。
穆亚平所做的一切，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对阎锡山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另外，最让阎锡山赞赏的是，穆亚平没有政治野心，而穆亚平提出的主张，大都在商业和经济发展方面，这是让阎锡山最满意、最欣慰的，由此穆亚平成为阎锡山的心腹也就顺理成章了。
目前阎锡山已经暗自扩编到10个军，但是每个军都没有齐装满员。面对扑朔迷离的编遣裁军，阎锡山首先整合自己四个军的嫡系部队。无形中穆亚平成为嫡系部队的一员。阎锡山现在做两手准备，他要静观其变。他相信冯玉祥绝不会坐以待毙。
果真如此，三月初，鹿钟麟被阎锡山招到百泉村。辉县位于河南和山西交界处，北濒太行山脉。而百泉村位于辉县西北方向大约5里地，此处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众多的古建筑。冯玉祥躲在百泉村暂避，还有一个原因是，辉县南部的新乡是西北军临时司令部所在地。
鹿钟麟自北洋新军与冯玉祥相识后，便跟随冯玉祥戎马征战，并成为冯玉祥得力的干将。目前他的职务是，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这次鹿钟麟被招到百泉村，他还兼任另一个使命，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让他探一下冯玉祥的口风，希望商讨联合反蒋的事宜。
鹿钟麟顾不上旅途的风尘，一见面边说：“由于编遣问题，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李、白二人委托我前来告知，是否联合起来倒蒋，我认为现在是最好时机，请部长定夺。”
冯玉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现在站出来反蒋，于情于理都不合时宜，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义，还是看看情形再说。”其实冯玉祥的心思不言而喻，蒋桂一旦爆发战争，得利最大的是他，关键时刻蒋介石肯定有求于他，趁此良机，他的势力可以进入江南地区。
另外，蒋桂爆发战争，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到时候他再站出来收拾残局，那将是何等的壮举，眼光的短视，让冯玉祥错过了一次最好的机会。无形中给蒋介石争取了时间，以至于蒋介石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他们，表演了一番高超的才华。
鹿钟麟当然看出了冯玉祥的心思，并对蚌埠相争、渔翁得利也非常赞同。二人又密谋了一阵，鹿钟麟似乎想起什么说：“据报，驻扎在宝鸡的王德彪部，正在大力屯田和兴办工厂，这小子想长期扎根了，莫非此人想占地为王？”
冯玉祥说：“王德彪是在五原投奔的我。当时他投奔我人马就有两千多人，而且兵强马壮。当时在征战陕西、兵出潼关以及鏖战河南时，都表现的非常出色。虽然期间有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嫌疑，但是基本上没有出格。此人谋略平庸，不用担心。”
鹿钟麟说：“我听其他将领说，此人非常有钱，而且和杨虎城走得很近。”冯玉祥说：“孙良诚在我面前时常夸他，我猜测王德彪肯定用钱收买了孙良诚。坦率说，整个西北军，王德彪部最有钱，而且武器装备都是最好的。你要知道，一个师骑兵部队消耗的给养，超过两个陆军师，我百思不得其解，王德彪哪来这么多钱？”
鹿钟麟赞同说：“是呀！其他部队都羡慕他。这小子居然有钱屯田和办工厂，真是人不可貌相。我建议把他调到河南来控制他。”冯玉祥摇摇头说：“如果他向我要军饷、给养怎么办？我拿什么给他？现在是非常时期，尽量避免内讧。毕竟王德彪部是半路投奔我的，应以安抚为主。另外，电令孙连仲部，可以监视他，但是不要擅自采取行动。”
三月初，蒋桂大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说起新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要从北伐战争开始时谈起。当时，蒋介石率领部队打到长沙时，主动与李宗仁拜把，蒋介石为兄，李宗仁为弟，并放言：“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蒋介石笼络人心的手段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半时间，兄弟便反目成仇。李宗仁、白崇禧都是广西人，其部队成员也是以广西人为主，故称桂系。说到底矛盾的焦点还是部队编遣问题。北伐战争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都得到扩充，1928年底，全国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205万人。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了消除异己，并以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提出裁减军队及编遣方案，其目的就是消弱别人、壮大自己。
这个方案深切的触及了各个军阀的根本利益，这个年头有枪就是草头王，已经俗称定律。不出所料这个方案遭到反对和抵触。于是，蒋介石采用逐个消弱的办法，首先挖第四集团军的墙角。蒋介石开始动手在湖南培植亲信，趁机夺取湖南的地盘。
三月中旬在武汉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李宗仁面对众军官气愤说：“蒋介石为了达到削弱我们的目的，已经在湖南动手，以便夺取湖南，现在我们和蒋介石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我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