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是不是要告诉歪呆和蒙德。”亚历克斯摇着头说，“我真是不忍心告诉他们。”
“我来打电话给蒙德。”琳说，“但是得等一会儿。这种事情不应该让外人第一个告诉他。”
“不，应该由我来打电话。我告诉保罗……”
“他是我哥哥，我了解他的个性。不过歪呆得由你来打电话。我可不想现在会有人对我说上帝爱我。”
“我懂的，但总得有人告诉他。”亚历克斯苦笑说，“他大概会要求在葬礼上做布道吧。”
琳满脸惊讶。“哦，别。你不能由着他那样。”
“我知道。”亚历克斯一倾身子，拿起酒杯。他喝干最后几滴白兰地。“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琳的身体僵住了。“哦，上帝啊。”
汤姆？麦齐牧师大人把听筒重新放回听筒架上，顺手摸了摸挂在紫色丝质法袍外的镀银十字架。他的美国教团喜欢有一位英国牧师，并且，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苏格兰人还是英格兰人，所以他满足了他们炫耀自己谨遵圣公会教义的高昂热情。这是一种虚荣，他承认，但是无伤大雅的虚荣。
然而，秘书今天缺勤，独自待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的他不用做出往日那副在教众面前严慈的表情，给了他直面自己对于基吉的死所表现出矛盾情绪的机会。尽管他从来不缺乏应付神职事务的玩世不恭的手法，但他对于神职工作本身的那份信仰却是牢不可破、真诚无比的。他的内心始终认为基吉是个罪人，被他的同性恋身份所玷污。在歪呆原教旨主义的世界观里，这一点始终不容置疑。《圣经》中明确表达了对这种罪行的鄙视和谴责态度。即便基吉真诚地忏悔，恐怕也难以获得自身的救赎。不过，在歪呆看来 ，基吉的死即是重生，是以生命的代价来赎清自己的罪过。当然，死的方式也和他生前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如果上帝曾让他患上艾滋病，那么这种关联就更加明显了。歪呆已经在脑海中想象出了上帝以死惩罚基吉的过程：也许是某个基吉胡搞过的陌生人等他熟睡后洗劫了屋子，用一把大火掩盖了罪行，也许是基吉和情人在吸食大麻，不小心溅开的火星最终引发了大火。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这倒也提醒了歪呆，人们尽可以憎恨罪孽，而同时爱怜犯下罪孽的那个人。两人之间从青少年起便存续至今的友谊自然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时的歪呆青春懵懂、不谙世事，似乎那才是一个真实的歪呆。没有了基吉，他的青春岁月总是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事儿。
此时他的脑中自然而然地闪现出许多往事。1972年的冬天，亚历克斯学会了在不损坏车锁的情况下撬开车门的本领，这本领需要用到一根柔软的金属条和敏捷的身手。这让他们几个在不越过法律的界限下，可以无法无天。他们的习惯是，在港口酒吧来上几杯特质的嘉士伯啤酒，然后趁着夜色在酒吧和车站之间随便挑选几辆车下手。亚历克斯会将金属条插入车门拨开车锁，然后基吉和歪呆钻进车里，在挡风玻璃内侧涂上留言，他们用扒窃来的口红在玻璃上写下难以清理干净的“侏儒之歌”的歌词，这种恶作剧总让四人觉得乐此不疲。
然后他们锁上车门，大摇大摆地离去，一路上说说笑笑。这等游戏既幼稚又高明。
一天晚上，歪呆钻进了一辆福特车的驾驶座里。当基吉在窗玻璃上留言时，歪呆打开烟灰盒，眼前突然一亮，发现一把备用钥匙。偷盗不在他们的活动计划中，如果让基吉得知的话一定会阻止自己。歪呆等到其他伙伴下了车后，才把车钥匙插入，启动引擎，打亮车灯，照在三个伙伴惊讶的脸孔上。他最初的想法是给伙伴们一个惊喜，但想到坐在驾驶座上的感觉是如此奇妙，他便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之前他从未开过车，但理论知识是有的，而且他看父亲开车的次数多得数不清，让他自以为也会开车。他猛踩油门，松掉刹车，车子振动着朝前开出，颠簸地开出停车场，朝着海岬一路行驶在防波堤旁的狭长公路上。路灯投下模糊的橘黄色亮光，涂在窗玻璃上的留言泛出殷红色泽。他乐得直不起腰，把车子开得七歪八扭。
不一会儿，车便来到了海岬尽头。他猛地把方向盘朝右侧一打，绕过拐角处的加油站。幸好街上的车不多，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二月夜晚，多数人还是愿意待在屋里。他猛地一踩油门，驶上铁路桥下的英特维耶尔公路，穿过了乔拜恩斯公路。
道路的坡度缓缓抬高至一个向左的拐弯处，车子经过一片结冰的小水潭时打滑了，这时，歪呆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车子仿佛在雪中跳起了华尔兹，转了一个360度的圆圈，他赶忙打方向盘，可越打越糟糕，突然车子向一侧倾覆，他重重地撞到了车门上，肋骨磕在了车窗的摇把上。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躺了多久，听着引擎冷却时发出的“哒哒哒”，后来，他发现顶上的车门不见了，亚历克斯和基吉一脸惊恐地朝下盯着自己。“你真他妈是个疯子。”发现歪呆的情况还算正常后基吉骂道。
他艰难地直起身体，在伙伴的帮助下爬出了车，肋骨上的一阵剧痛让他哇哇大叫。他躺在草地上大口地喘气，每喘一口就好像被刀割了一下。过了一分多钟，他才发现福特车的后面停着一辆奥斯汀？阿尔杰罗车。车灯发出的光刺破了周围的黑暗，在地上投下诡异的影子。
基吉拉着他站起来走到路边。“你真他妈是个疯子。”他一路骂着把歪呆扶到阿尔杰罗车的后座上。尽管疼得意识模糊，歪呆还是听到伙伴们在商量。
“我们现在怎么办？”蒙德问。
“亚历克斯开车把你们送回海岬，你们把车开回原来的地方，然后各自回家，懂吗？”
“但是歪呆受伤了。”蒙德反驳说，“他需要去医院。”
“那好吧，我们就把他出车祸的事公之于众吧。”说着，基吉钻进车子，把手放到歪呆面前说，“几根手指，疯子？”
迷迷糊糊的歪呆定睛一看。“两根。”他痛苦地回答。
“看到了吗，他没摔成脑震荡。我一直觉得他的脑子是混凝土做的，只是肋骨受伤罢了，送到医院也就是给他吃几片止疼药。”
“但是他很痛苦。他回到家该怎么说呢？”
“那是他的事了。他可以说从楼梯上摔下来了，随便怎么说。”基吉有钻进车里说，“你得笑着忍受这一切，疯子。”
歪呆勉力支起身体，苦笑着说：“我行的。”
“那么你做什么呢？”亚历克斯坐在阿尔杰罗车的驾驶座上说。
“你们开走五分钟后，我就把这辆车子烧掉。”
“什么？”三十年后，歪呆依然能记起亚历克斯说这两个字时震惊的表情。
基吉用手抚着脸说：“车子上有我们的指纹。挡风玻璃上都是我们的‘杰作’。如果只是在玻璃上涂涂画画，警察是懒得管我们的。可现在车子被偷了，撞了个稀巴烂。你觉得警察会认为我们只是在搞恶作剧吗？一定得把车子烧得干干净净。这样才能一了百了。”
其他人都不再说什么。亚历克斯发动了引擎，一溜烟把车沿着一条岔路开走了。直到几天之后，歪呆才想起来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去年夏天，在巴拉海滩上，我表哥教的。”
“你没钥匙，怎么发动那辆阿尔杰罗车的？”
“你不认得那辆车吗？”
歪呆摇摇头。
“那是‘萨米’希尔的车。”
“教金属加工的老师？”
“没错。”
歪呆笑了。他们在金属加工课上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一个能吸在车子底盘上的装车钥匙的磁盒子。“真幸运。”
“是你真幸运。基吉第一个认出了那辆车。”
如果不是基吉，歪呆想，事情会是多么不同啊。如果不是基吉他们赶来救他，他肯定会被警察关押起来，留下案底，一生都带着污点。基吉想办法挽救了他，而不是撇下他为自己的愚蠢举动负责。而基吉自己也为此被拖下了水，对于一个一向遵纪守法、心怀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放火烧车可不是件小事。但是基吉没有丝毫犹豫。
如今，歪呆该如何报答这些情谊呢。他要在基吉的葬礼上发言，谈及忏悔和宽恕。这些话说得太迟了，挽救不了基吉，但以主的仁慈，他或许拯救了另一个愚昧的灵魂。
23
等待是格雷厄姆？麦克费迪恩最擅长的，因为养父是一名业余鸟类学家，麦克费迪恩从小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举着望远镜观察奇异的鸟类。
他不能肯定守夜能否有所回报，可他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量驱使着一定要来到此地，如果守夜的法子行不通，他会另想办法。七点刚过他就到了，寻寻觅觅地来到墓前。他以前来过此地，可重访并没有拉近他和这位素未谋面的生母的距离。这一次，他把一束色泽朴素的花圈放到墓碑的底部后，就朝上次来访时发现的一个观察点走去。他藏身在一座纪念碑之后，能清楚地看到母亲碑前发生的一切。
有人会来，他敢肯定。但是当手表的指针指向七点时，他心里产生了疑问。劳森劝说他不要接近他的两位舅舅，真是一派胡言，让他见鬼去吧。他要联系两个舅舅。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同他们见面会消除他们对自己的敌对态度，待他当作达夫家族的一分子。可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他的算盘似乎打错了，想到此，他不禁有些气恼。
正在这时，他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墓地中。这团黑影逐渐清晰，正健步沿着小道走向自己这边。麦克费迪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人低着头，离开小路沿着墓碑中间的一条小径走来。他越走越近，麦克费迪恩看见他手中拿了一小束花。此人放缓了脚步，在离罗茜墓碑五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垂下头，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麦克费迪恩走上前去，脚步声踏在雪地上无声无息。
那人直起身子向后退了一步，正好撞上麦克费迪恩。“他妈的什么……”他猛地转过身骂道。
麦克费迪恩举起双手，以示自己毫无恶意。“对不起，我不是要吓你。”他卸下头上的风帽，让自己的形象显得不那么恐怖。
那人直勾勾地盯着麦克费迪恩的脸，咆哮道：“我认识你吗？”他的声音充满了挑衅的意味，一如他的身姿一样。
麦克费迪恩并没有退缩。“我想你是我舅舅。”
琳离开亚历克斯，给他独自打电话的时间。悲痛像一块坚硬的肿块埂在胸口。她走到厨房，心不在焉地切完鸡丁，扔到一个铸铁的平底锅里，再撒上一些切得粗糙的洋葱和胡椒，她又倒上一些调味酱，滴上一小杯白酒，把整个平底锅放进烤箱，她像往常一样忘了把菜预热一下。她用叉子在土豆上戳了几个洞，放到平底锅上方的蒸架上。她估摸着这会儿亚历克斯应该已经给歪呆打完了电话，她不愿再拖延着不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了。
她停下手里的活，想了片刻，觉得很奇怪，因为尽管她和蒙德有血缘关系，尽管她鄙视歪呆动辄“上帝”“阿门”的那一套，蒙德却是这么多年来与其他三人距离保持得最远的人。她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自己是兄妹，恐怕亚历克斯早就忽略了蒙德。从距离上看，蒙德住在格拉斯哥，离得最近。但是临毕业时，蒙德似乎想要割断与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切联系。
毕业后，他是第一个出国的人，为了实现自己在学问上的抱负，他去了法国。此后的三年，他很少回苏格兰，甚至连祖母的葬礼也没有出席。她甚至怀疑，要不是当时正好在曼彻斯特大学讲课，蒙德很可能都不会来参加她和亚历克斯的婚礼。每次琳想要质问他缺席的理由时，蒙德总是闪烁其词，不置可否。这位兄长总是擅长规避质问。
时时将自己植根于传统的琳很难理解为何一个人能如此坚决地想要斩断自己同过去种种经历的联系。倒不是因为蒙德有悲伤的幼年和糟糕的青年。没错，他是有点婆婆妈妈，但他曾经与亚历克斯、歪呆和基吉整日整夜地黏在一起，他们在他周围树起了一道保护墙。她记得自己曾经十分羡慕这四个小伙子之间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深厚情谊。他们创作的音乐很糟糕，性格很叛逆，对同龄人的意见毫不在意。他能如此坚决地甩掉伙伴们的支持，这一点在琳看来，太不合情理了。
琳清楚，蒙德向来性格懦弱。困难若是前脚从门口进来，蒙德后脚便从窗口逃出。正因为如此，蒙德才更有理由要牢牢抓住这许多年来帮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的四人之间的友情。她曾问过亚历克斯，但他也只是耸耸肩，说：“在圣德鲁斯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