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湖的水晕- 第16部分

　　“我理解：如果抗争无望，人就只剩下投降。几千年来，没有上帝的人就是这样向罪投降的。人看起来好象根本没有出路，但是事实上……”

　　“你真的理解吗？”她不信任地摇头，心里也有所震颤。“你可千万不要把我想得有那么一点点善心！”她盯着他，神情苦涩。“尤其是对白洁的死。你听清楚吧，你可不要以为，我为白洁难过是因为我很在乎她。根本不是！她死了，我虽然很难过，也真的好想好想她没有死，但是我并非真的为她伤心，我只是为自己伤心，为她的死给自己正常生活造成的难处伤心……你懂吗？”她挑衅般地问。

　　“我理解，也真的懂……”他的双眼湿润了，深受她话语的触动。“难道你以为这世上就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吗？我不也一样是这样的人吗？　你可能还不明白；良善的人根本不需要上帝的赦免之恩；有罪的人才需要上帝的恩典……”　。　想看书来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1）
十、“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　　　　　　　　　

　　1　　　　

　　校刊小文章惹来乔教授女儿要找他的事情，余乔颇觉烦扰。那两天，他始终放不下想找何宛亦倾诉的想法，但始终不敢主动联系她。　

　　一天晚上，他在寝室接到李雪菲的电话，他还没来得及问她是不是找汪昭宇，李雪菲已说：“我不找汪昭宇，就找你！你下楼一趟，我在你们宿舍楼下面等你……”　

　　他疑惑着下楼，看到李雪菲站在他们宿舍楼下面，手上拿着一张什么东西。李雪菲整个人却显得不怎么精神。　

　　“嗨，这个是宛亦让我转交给你的，她知道我跟你还挺熟……我先回去了啊……”李雪菲把手上的东西交给他之后就要离开。　

　　“谢谢了！”摸着这个如信纸一般的纸签，他立即就感到自己的加速心跳。“等等，李雪菲，我想问……”　

　　“你想问什么呢？”李雪菲停下来，对他笑了。　

　　“我想问问，最近你和汪昭宇……”　

　　“哦，其实我早就在跟汪昭宇提分手的事情。”一听到“汪昭宇”，她的眼神显得更加黯淡，情绪也更低落了。“昨天我再次跟他说清楚了。汪昭宇没有跟你说起吗？其实当初我接受他真是太草率的决定了。我以前根本就不了解他，被一些表面现象给迷惑了。现在了解了，应该和他有个了断……”　

　　“那你跟吴东……”他忍不住问。　

　　“我跟吴东？是汪昭宇这么说的吗？汪昭宇简直是非不分！事实上，我跟你们宿舍那个吴东还不是很熟。真正注意到他，是有一次在图书馆三楼阅览室……不过，不好意思，现在我没有心情说这些，怕自己说也说不清楚……”　

　　“对不起，我问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李雪菲对他笑笑，真的就离开了。他迫不及待打开手上那张散发着清香味的信笺，看到了何宛亦漂亮大气的字迹：　

　　“余乔，我真是很抱歉！三天前在清水湖，我们弄得不欢而散，责任在我，望毋往心里去。也许我过于骄傲，潜意识里就不尊重人。我的精神之路还很长，望以后我们彼此帮助、鼓励！　

　　何宛亦　书　

　　另：我在C大论坛的历史板块上认识了几个人，他们邀我这个周六下午三点去风雨广场见面，说是探讨问题。起因是发在历史论坛的一篇帖子，关于犹太人威森塔尔的《宽恕？！》，他讲自己“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我想邀你一起去。如果你能去，给我电话：XXX……　”　

　　何宛亦的话虽然简短，他还是很激动。他想，她在他面前是完全有资格骄傲的。人家凭什么就要紧张他的感受呢？人家凭什么要小心他那病态的自尊心呢？就因为他是一个与她一样的“思想者”吗？再读她的字时，他不得不想，C大历史论坛那几个邀请她去风雨广场见面的人看起来也是一些颇有深入思考的“思想者”。看起来，在她所结识的人中，有思想的人真是不在少数。这样设想之后，他心上隐隐地感到压抑。他用心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却没有打给她。他打算周六去风雨广场看看，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跟她说自己文章惹小麻烦的事情。　

　　对于犹太人威森塔尔的《宽恕？！》中所讲的“那段忧伤的故事”，他以前竟然没有听说过，他不由得感到脸红。看起来，在思想领域，仅仅在青年人中，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真是没资格自负。有时候，他会感受到一种可怕的矛盾心态：一面希望有更多的同龄人认识真理，与自己同行；一面又抗拒有过多的人与自己同行。这种矛盾心态，他长久以来都缺少勇气深入解剖它。　

　　第二天，他在网上查了查犹太人威森塔尔，第一次读到他的《宽恕？！》，知道了他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　

　　一九四四年，身在集中营为德国人干活的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在一天休息时被一名护士询问是否是犹太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护士便将他带去了一幢大楼的一个房间。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伤势严重的德国士兵。护士离开后，士兵让威森塔尔靠近，并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死去了。他说他叫卡尔，曾经志愿加入党卫队……　　　

　　“‘我在希特勒青年会找到了朋友和同志。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战争爆发了，我志愿人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我们部队中远不只我一人这么做，过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丝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远行。’”　

　　“‘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　

　　“‘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　

　　“他抓住我的手，手指紧紧勾着我的手指，似乎觉得我一听到‘罪行’这个字眼，就会把手抽走似的。什么时候他开始有这么大的力量？还是因为我太虚弱了，连把手抽走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如坐针毡，老想挣脱手走掉。可是他想跟我聊，不但用嘴对我说话，而且用手抓着我。他越抓越紧……好像肯求我不要舍下他一个人走掉。或许他的手就是在发挥着眼的作用。”　

　　“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趁机要把我的手抽走。可是他又抓住了我的手，低声说道：‘求你了。’”　

　　“我又开始反问自己，一个犹太人干吗得听一个行将死去的纳粹士兵的忏悔？就像我之前的几百万人那样，我的生命将会以非常暴力的方式结束。也许会让你意想不到地吃惊，也许我还来不及准备枪就响了……本能驱使我不再去听这临终辩白。我想走掉。这位濒临死亡的人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扔下手中的信，伸出手来试图抓住我的胳膊。这举动是这样的无助与可怜，突然间我感到有一丝歉意。尽管我想走，可我还是应该留下来。他又开始平静地讲了下去。”　　

　　“‘去年春天我们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他是一个男子汉……他必须刚强，这里不允许人道主义者的胡说。元首需要真正的男子汉。这种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朝犹太人站着的地方开了过去。大约有一百五十到两百个犹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们正焦急地看着我们。有人在抽泣。有几个婴儿还在他们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年轻男子；大部分是妇女和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眼神——他们满怀恐惧，莫名的恐惧……运来了一卡车油桶，我们把油桶卸下，搬进了屋子。犹太人中强壮一些的被叫出来，要求他们把油桶搬到顶楼……随后我们就把犹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着鞭子，谁走得慢他就给谁一鞭。一时诅咒声和脚踢声乱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层。我本来以为挤不下这么多人。可是过了几分钟，街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又拉来了满满一卡车犹太人，他们也被塞进了这栋房屋。然后门锁了，一挺机枪架在了对面……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我们退后几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天啊！……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添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房屋里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浓烟涌了出来，呛得我们……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噢，天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跳出窗户，可有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　　　

　　“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来。”　　　

　　“‘有白兰地壮胆儿，我们开始坐下来唱歌，我也跟着唱了。我反问我自己，今天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也许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实让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越来越遥远。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头……’”　　　

　　“他又过来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开，并坐在上面他够不着了。我不想去碰一双死人的手。他寻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权利得到同情吗？他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吗？他有没有想过，要是他那么自怜的话，他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吗？……我站起来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后碰到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苍白无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换回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愿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德国人在战场上战死。他们在与一支武装了的敌人战斗，并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却留在这里，带着我的罪恶留在这里。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个犹太人。这就足够了。’”　

　　“‘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我站了起来，朝他看了看，他正双手合十。在他双手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2）

　　2

　　周六吃过午饭之后，余乔躺在床上午休，心上却仍被威森塔尔的“忧伤故事”所缠绕。西蒙·威森塔尔说：“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呢？”

　　宽恕还是不宽恕的问题一直在纠结他。下午三点就要去风雨广场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了，他要以怎样的立场发言呢？

　　他先把问题的难度减了些。他没有设想自己是威森塔尔，而是设想自己是*年代中被青年狂热分子*得家破人亡的幸存者。据后来的某些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个地方的一群中学生把自己的老师“揪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用以对老师“劈头盖脸地抽上去”，“打得半死后”，然后又将老师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他设想自己是这位老师的后人，当初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带着遍体鳞伤，在“污泥中挣扎着”，又看到“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看到亲人“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假如他是这样的身份，他会不会宽恕那些如今已经在茫茫人海中过上“正常生活”的人呢？

　　如果那些狂热分子后来公开忏悔了，并用实际行动来补偿当年受害者的后人，那么要宽恕他们也不会很难。但是如果这些狂热分子不仅不忏悔，反倒矢口否认或掩盖自己当初的罪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宽恕，而要得到永远的谴责！

　　他又想起乔教授和徐怀乐写文章批判过的当代文化散文大师张文含。平心而论，单从后果来看，张文含在*年代所写的那些随大流的评判性文章，并没有造成什么不可弥补的现实后果。如果他为他当年的言论表示忏悔的话，